【摘 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能人、基层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组合是当前产业扶贫中典型的模式。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金使用效率、利益联结机制、项目瞄准等维度在内的研究比较框架，基于云南省产业扶贫的实践，对比几种典型模式的扶贫绩效。研究表明能人 合作社型资金使用效率最高；本地投资主体比外地投资主体的扶贫绩效更加稳定和均衡；资源禀赋型扶贫项目比市场需求型整体扶贫绩效更好。因此，基层政府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产业基础、人力资本等客观情况选择优势互补的组合模式以提升产业扶贫绩效。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关键是发挥基层组织动员及桥梁作用，重在塑造村两委主要人员的职业经理人意识。
     【关键词】产业扶贫；案例比较；组织模式；扶贫绩效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我国多年的扶贫工作实践来看，产业带动是脱贫攻坚的有力保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产业扶贫，就无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一直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主要模式之一，与东西协作、异地扶贫搬迁、定点帮扶一脉相承。在当前“精准扶贫”的思想体系中，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产业扶贫仍然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提出，“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中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通过产业扶贫实现3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产业扶贫有利于增强贫困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动力、完善自我发展机制，从而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实现“六个精准”的有效途径。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产业化扶贫模式的选择决定着农户如何进入产业链条以及参与程度，是产业扶贫成败的关键。目前，全国各地在设施农业、养殖业、乡村旅游、光伏扶贫等多个产业领域中，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能人、基层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相互组合已成为典型的组织模式。归纳和总结这些典型模式中的关键因素，并识别不同组合模式的适用的产业类型和资源禀赋条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在产业扶贫选准组织模式、加快产业脱贫步伐，实现国家“十三五”脱贫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府近年来对产业扶贫的重视下，国内学界对产业扶贫的研究也随中央的步伐日益增多，从2013年开始呈井喷式发展，到2017年发表的论文达2413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尺度：宏观方面，针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目标偏离、实践变形等问题；中观方面，基于地方特色产业，从典型县市、贫困集中连片和经济区域进行了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1）但是以往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有以下两方面不足：一是宏观理论讨论比较多，缺乏个案经验研究支持。现有文献从微观方面探讨各地方政府典型经验、归纳影响产业扶贫模式的关键变量的研究仍然不多；二是缺乏深度的剖析，多数停留在介绍特定地区产业扶贫模式与经验做法上，缺少对关键变量进一步的归纳验证，（2）并不利于这些有益经验的复制和推广。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聚焦于以下两方面问题：1.当前已被广泛认可的基层组织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带动三种产业扶贫模式彼此间的扶贫表现如何？影响其扶贫绩效的关键因素分别是什么？2.贫困地区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产业类型和投资者？即这三种模式或其组合形式分别适合哪种条件的贫困类型？
     （二）研究设计
     1.案例描述框架与赋值计算
     首先，产业扶贫的核心问题是利益联结是否稳固问题，合作方式是否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对此学者宿盟（3）、汪翠荣（4）等均有阐述。因为当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或自然灾害发生时引起价格波动较大，往往导致合同违约率很高，合作协议执行困难“厂家压价”或相互违约的情况十分普遍。可见，外部投资者有攫取经济利益的倾向，不利于扶贫目标的实现。
     其次，瞄准机制的偏离也会造成扶贫绩效的低下。汪三贵（5）、左停（6）的研究都曾指出由于“精英”有着更强的话语权，使得农户在利益分配时也处于弱势地位。张琦等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社区的产业扶贫项目的调研发现相比较于贫困户产业项目更加偏向大户，这也是贫困地区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7）如李小云的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在村内依托项目进行的目标瞄准则出于捆绑条件等原因往往不能覆盖贫困群体的大多数。（8）
     第三，组织效率与人力资本水平也影响着产业扶贫的绩效水平。胡静、高杨等的研究指出基层组织的动员及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的成效起着关键作用。（9）胡振光和向德平、（10）赵晓峰和邢成举（11）的研究都一致的认为贫困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的差异，如文化水平、学习能力，对现代种植业和养殖业认知程度、初始资本的积累等都会影响产业扶贫成效的呈现。尹利民和赵珂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参与者的主动性程度与贫困状态会影响到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12）
第四，不同的资源禀赋与政策类型也会造成扶贫绩效的差异。梁琦通过将产业模式根据投资主体和资源条件不同划分为四种类型，通过案例对比发现既是资源禀赋型又是内部投资者型的产业扶贫绩效最高。（13）李志平通过构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论证了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有力的产业政策，是产业扶贫模式运营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因素。（14）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本研究从扶贫资金使用绩效、利益联结机制、项目瞄准三个方面建立描述框架以对比不同产业组织模式扶贫绩效。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资金使用效率”维度上有可辐射范围吸纳贫困户数、每户投入/收益比三个指标。指标“可辐射范围”是以村委会为单位考察项目对周边村委产业发展的辐射范围；指标“吸纳贫困户数”对比案例间有多少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参与；指标“每户投入/收益比”通过计算各案例整体的投入和年整体收益来看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这样可以对比使贫困户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所投入的扶贫资金。在计算上统一都以2017年度的收益为标准。
     “利益联结机制”维度考察的是项目的合作是否稳固，是否能稳定地使贫困户增收而不至于浪费扶贫资源。具体从收入的稳定性、项目的盈利性、分配的扶贫性、风险化解四个指标上考量。项目首先要能盈利，在此基础上才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以户均年收入来衡量项目的盈利能力。在分配上一是要使贫困户能稳定地保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在分配的比例上要具有扶贫性，如果项目盈利性很好，但分配给贫困户的比例很少，那么这个项目在产业扶贫上不能算是成功。风险的化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产业扶贫项目都会面临着市场、自然、灾害、政治等外在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过去很多产业扶贫失败案例都是由于对风险的分担不明确，将负担都转嫁到农户身上，使贫困户的利益受损。
     “项目瞄准性”维度是从资源投放的精确性的角度考察扶贫资金的使用是否偏离扶贫的本质，是否偏离贫困群体。一个好的项目必须有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不能是花重金打造的“亮点工程”。很多所谓的示范项目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源，虽然表面上有很好的扶贫示范效应，但是不具有可复制和大范围的推广性。另外，贫困户的参与率是计算各案例所参与的贫困户占本村委会贫困户的比例，考察该扶贫政策能否把扶贫资源准确地传递到贫困农户的手上。
     为了方便对比，本研究采用一个鸟巢型的权重等维度赋值的方法。三个维度拥有相同的权重，在每个维度内每个指标的权重相同。即在资金使用效率、利益联结机制、项目瞄准维度权重均为33.33%，对应每个维度下的二级指标再均分其权重。在具体的分值计算上，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如：带动规模、每户投入/收益、户均年收入、贫困户参与率等按其实际表现排名赋分。对于无法具体量化的定性指标如：收入的稳定性、分配的扶贫性、风险分担、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项目的可复制性等则分为三等，不同的等级再赋予对应的分数，尽量减少主观性判断带来的偏误。在这要强调的是，该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赋值的方式，虽然不能精确地测量出每个案例的扶贫绩效，但是能够大致地体现和区分出彼此间的扶贫绩效差异，以满足本项研究的需求。
     2.研究对象与案例的选择
     案例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满足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在的最大异质性。同质性是要确定所选案例具有足够相似性，在特定的维度上要具有可比性，即所选案例间必须共有足够的背景或者特征。为满足以上两点要求，本项研究选择云南省的产业扶贫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一是从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上，云南贫困人口的特征最具代表性。中国的农村扶贫经过多轮的脱贫攻坚，所剩余的贫困人口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根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5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南地区，且为石漠化的山区、自然保护区或是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地处我国西南边陲，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身。贫困面积全国最大、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到2018年，云南全省还有27个深度贫困县。二是从片区类型上来说，云南覆盖类型最多最具有典型性。全国11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云南占有乌蒙山片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片区三个。“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云南就包括迪庆和怒江两个地州，是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典型的“硬骨头”。这些地区产业基础条件差，脱贫基础更为薄弱。不但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落后，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特殊性、文化传统和生活观念存在差异性，与一般现有的扶贫模式匹配难度较大。
     异质性即所选案例的多样化程度，核心标准就是以最少的案例量实现最大程度的案例间变量的异质性。我们主要从组织模式上满足这种多样化。目前实践中常见的产业扶贫模式可分为基层组织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带动型和能人带动型。但是基于云南的实践和研究需要我们将龙头企业进一步区分为本地龙头 合作社、外地龙头 合作社，合作社分为村两委带动型、能人带动型，另外加上两种特殊类型：龙头 政府推动型和国企 合作社型共六种类型。由于目前基层组织带动多表现为在合作社中成立党支部，或是由村两委人员担任合作的主要理事，并且这种模式多与龙头企业合作，所以这种类型我们不再单独对比。据此，本研究根据本地龙头 合作社、外地龙头 合作社、龙头 政府、国企 合作社、能人带动型合作这五种组织模式各选一个典型案例。在选择标准上尽量兼顾代表性，选择那种相对成熟、有可复制性的案例，避免选择那种政府重金打造的示范“样本”。
     二、五种典型产业扶贫模式的案例情况
     （一）宾川萂村葡萄种植——本地龙头 合作社
     萂村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大营镇，是国家级贫困县宾川的23个贫困村之一。萂村产业结构单一，近年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葡萄种植，由于气候冷凉、雨水较多，葡萄产量不高，增收带动有限。为了增强县主导产业葡萄的带动作用，采用“党支部 龙头企业 合作社 基地 贫困户”的党建与产业扶贫双推进模式让全村141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贫。2010—2015年萂村人均收入从3695元增长到8360元。其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入本县龙头企业华侨庄园建立种植基地，主要提供技术及销售服务；二是多方融资，基地的启动资金共1500万元。分别为龙头企业以水果权证为担保提供500万元扶贫贷款（每带动一户贫困户，按5万元的标准可向银行申请项目贴息贷款，并享受年利率3%的扶贫项目贷款贴息和年利率2%的县财政补贴），县扶贫办风险金质押贷款500万元，合作社来自贫困户每户5万元的扶贫贷款。农户主要受益有：一是贫困户每年3200元的分红，二是土地流转受益，三是协议价收购，四是基地务工收益。
     （二）温氏大德生猪养殖——外地龙头 合作社
     曲靖温氏大德扶贫小区是温氏股份进入云南的第一个生猪养殖产业扶贫小区，采取“村党总支 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模式。小区主体建设及附属工程总投资共计560万元，由政府各部门整合资金入股210万元；村集体投入50万（多数为征地补偿款），此两部分形成资产为村集体所有；温氏垫资投入设备共120万，盈利后分期偿还；挂钩单位区司法局协调帮助该村52户贫困户贷款共计26万元入股，并垫付三年的利息。由承建方垫资154万的建设资金，盈利后分期偿还。小区采取合作经营与委托经营并行的运营模式，由大德村委会委托合作社对养殖示范小区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即合作社与沾益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签订养殖合作协议，养殖扶贫示范小区经营管理采用“委托经理人 贫困户”的模式，聘请合作社理事长张学良作为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履行职业经理人职责。在分配方式上合作社与温氏盈余分配比例为6∶4，即按照可分配盈余的60%对合作社成员进行分配，2017年合作社每户分红5000元。
     （三）沾益大坡万寿菊种植——龙头 政府推广
     沾益区大坡村于1998年开始种植万寿菊，现已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该村现建有万寿菊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亩，万寿菊产值846万元；2012年人均纯收入4600元，万寿菊产业收入349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76%；万寿菊产业覆盖农户960户，占总农户的87%。该村依托国家级龙头企业曲靖博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公司 政府 农户”的模式，实行订单生产。该模式通过“十个统一”：统一品种、统一播种期、统一机耕、统一移栽期、统一移栽规格、统一测土配方施肥、统一中耕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收购、统一加工销售，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为扶持万寿菊产业，乡政府通过补助的方式鼓励并发动广大群众种植，如每50亩以上的连片种植给与村委会70元/亩的机耕补助，完成收购任务的村委会给与鲜花产量20元/吨的补助。2017年全乡共种植万寿菊1.28万亩，收购鲜花1.1万吨，实现产值1100万元。其中大坡村委会带动贫困户72户，户均收入4千元—6千元。
     （四）石林烟叶合作社——国企 合作社
     石林县林口铺和摩村，一直以来农户经济收入来源单一，多数农户2016年年均收入仅2860元，生活水平较低。自2016年以来，通过石林烟草分公司牵线搭桥，在林口铺村和摩村成立烤烟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利用“公司 合作社”、“公司 合作社 农户”组织模式，充分利用土地、富余劳动力等有效资源，形成以发展烤烟主业为基础，开展多元化经营为渠道的致富方式，进一步拓展烟农增收渠道，助力提高烟农增收。2017年务工收益人均5000元。其他种养殖收入贫困户分红户均6万元。
     （五）南涧恒中乌鸡养殖——能人带动
     大理州南涧小湾东镇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其中岔江村是南涧县最偏远的一个行政村，到县城有80公里。村民茶恒忠抓住全县“一只鸡”产业的培植政策，发展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成立恒忠专业合作社。采取“带鸡入社”、“委托代养”等方式，吸纳了部分有强烈发展欲望的建档立卡户，还采取“借鸡还本”等方式，实现精准对接帮扶。目前，恒忠无量山乌骨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年出栏商品鸡20余万羽。其中有23户在群民合作社也入股的农户实现了重叠式入股分红，这23户人家通过在两个专业合作社中务工与分红，年收入最高的可达5.4万元，最低的也有2万元。
     三、案例分析与归纳
     （一）单维度的纵向比较
     1.各案例间的资金使用效率比较
     我们从每户投入/收益比、贫困户参与率、项目带动规模三个维度考察不同案例之间的资金使用效率。（15）
     首先在投入/收益比上，从表3中可以看出恒忠乌骨鸡养殖得分最高。恒忠乌骨鸡养殖的每户投入/收益比仅为0.45—1.21，意味着在该项目模式下使贫困户户均收入每增加1万，仅需要投入扶贫资金0.45万至1.21万。相比之下大德温氏养殖项目的投入/收益比最高（21.38），意味着在该项目模式下使贫困户户均收入每增加1万，需要投入扶贫资金21.38万。万寿菊和合叶烟叶的户投入/收益比相差不大，位于中等水平。万寿菊和烤烟种植在本地都属于产业模式非常成熟的产业，当地农户对于种植的技术环节都十分熟悉，无论从最初的种植环节到收购销售抑或分配比例等环节都形成了一套十分规范的管理模式，有明确的标准。所以扶贫资金可以享受规模效益的红利，从而取得更好的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从项目可覆盖范围上看，万寿菊种植带动范围最大，全乡21个村委会都可以参与种植，以最少的投入带动了最大的范围。当然万寿菊种植在当地属于培育多年的成熟产业，是当地政府的一项特色产业。恒忠乌鸡养殖、合叶烟叶带动性次之，都能带动周边村的村民参与进来。剩余的两个案例覆盖范围都仅限于本村范围内。
     第三从吸纳贫困户人数看，萂村葡萄带动贫困户最多（141人），而合叶烟叶合作社最少（39人）。这里无论种葡萄还是种烟其实参与门槛都不高，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两个村委会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差异，其实烟叶种植在云南有很强的吸纳的能力。萂村葡萄和恒忠养殖得分都很好，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案例中贫困户的参与主动性强，一是基于对本土带头人能力和品行的信任，二是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当地的特色农业，农户相对熟悉更容易接受。但是这两个案例对贫困户自身的劳动能力和初始资本有一定的要求，即容易把那些缺乏劳动力或初始资本的贫困户排除在项目之外。

表4利益联结机制得分情况

     在整个资金使用效率维度上恒忠乌骨鸡养殖表现最好，特别是在每户投入/收益比上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投入产出比达1∶1的模式。万寿菊和萂村葡萄次之，大德和合叶烟叶最后。恒忠养殖表现最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该模式属于自然禀赋型，养鸡在当地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二是属于本地的能人带动，茶恒忠在当地群众中有着很好的口碑，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三是产品销量稳定，由于当地干部和合作社的共同努力建立了稳固的限售渠道，加之肉鸡一般100天就可以出栏，收益见效快。温氏大德则属于全自动化、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其投入相较其他产业都高。合叶烟叶由于其主要业务是种烤烟，因为种烤烟周期长、技术要求高、资金和劳动力投入都不小。二者都属于大型企业，在管理成本和经营灵活性上自然比小企业差一些。
     2.各案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比较
     首先从项目的收入稳定性来看，大德温氏、万寿菊、合叶烟草最为稳定。三者共同的特征是都是龙头带动型，并且都是大型的龙头企业。其中温氏集团被农业部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是全国最大的农牧养殖企业，在2017年肉猪出栏量全球第一。烟草属于云南的支柱产业，而合叶烟叶依托的云南烟草公司也是云南的利税大户，其收入的稳定性更有保障。这三家企业在自己的产业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面对市场波动有很强的承受力。而萂村葡萄和恒忠养殖分别是当地龙头和能人带动，无论其产业规模还是企业实力都无法和另外三家相提并论，因此项目的收益受市场波动较大。
     其次从盈利水平上看，最好的是合叶烟叶和恒忠养殖。一般烟农每年都可以和烟草公司签订合同并根据烤烟的等级按国家保护价卖给烟草公司，而合叶烟叶合作社的社员不但在种烟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烟草公司的技术指导从而提高产量和烟叶等级，而且对于入社的贫困户除了优先获得务工收益，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如在烟叶的评级定价上，烟站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可能地把贫困户的烟叶品级定得高一些以提高其收入。大德温氏和万寿菊虽然盈利性不及其他三个案例，但是农户投入却是最少的。大德温氏项目中贫困户参与方式是扶贫贷款入股分红，由于其现代化的养殖模式需要用工非常少；而万寿菊也属于“懒庄稼”，主要用工花在移栽和采摘两个环节，其他也基本可以不管。
     第三，分配的扶贫性是观察项目的收益分配是否能保证项目的扶贫本质，比较各案例在收益分配上对贫困户的倾斜度。该指标表现最好的是萂村葡萄和大德温氏，他们的合作模式中明确了收益的60%用于扶贫，而其他三个案例的收益分配上并未做明确规定。在风险分担指标上大德温氏得分最高。所有案例中都有保底价应对市场波动，对于其他如瘟疫、自然灾害没有约定，唯独大德温氏的合作模式中明确了温氏集团的从技术上防范瘟疫的问题，如果发生其他自然灾害则双方共同承担。
     在利益联结机制整个维度上表现最好的是大德温氏和合叶烟叶两个案例。两者的投资主体都是行业内的主导者甚至拥有垄断地位，因此能保证项目收益的整体稳定。二者作为国内知名企业，都有积极参与扶贫营造自身良好企业声誉的内在需求，加之政府在引入时对于合作的分配细节把关都比较严格，这两个因素都能很好保证项目本身的扶贫性，因而在风险的分担上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项目主要风险。
     3.各案例间的项目瞄准性比较
     首先，贫困户参与率是考察项目所在村委的贫困户参与该项目的比例。在该指标上，萂村葡萄和大德养殖两个项目在设计上是完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所以参与率达到了100%。即两个项目参与者全部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项目在设计上都要求初期合作社的分红优先全部保证贫困户的脱贫。待完成脱贫任务后合作社的收益再用于发展本村的其他产业或公益事业。如大德温氏的项目中合作社除贫困户分红外的收益就用于开展各种教育、养老等公益事业。而另外三个项目则由于项目自身的产业特点容易天然地将一部分人力资本缺失的贫困户排除在外。如恒忠养殖和烟叶种植都需要一定劳动力强度和技术技能，对于老弱残疾的包容性就不够。
     其次，从项目的可复制上看大德温氏和万寿菊种植项目最容易推广。一方面考虑项目的限制性条件，限制性条件越少就自然容易复制。大德温氏主要的条件是政府资金和企业的技术与市场。在现如今政府大规模扶贫资金的投入下，从各部门整合资金并不是难事。对于温氏集团来说，这种合作模式可以更低代价的扩张基地和降低生产成本也符合其企业战略。万寿菊项目种植技术简单，价格稳定，其植物特性对水热条件要求也不高。唯一的限制就是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广形成规模效益，厂商才愿意设点收购并就近建厂提炼叶黄素等。而可复制性最弱的是萂村葡萄种植，该项目属于典型的资源禀赋型，当地的气候条件是出产早市葡萄的关键，并且葡萄成熟受当年的天气限制很大。因此该项目的可复制性欠佳。另一个方面看项目的接受程度。五个案例在政策的执行上都很顺利，没有发生明显的抵触、脱离政策目标的情况。这除了项目设计上的合理性，也是因为基层组织特别是村两委的组织能力强。尤其是大德温氏、万寿菊项目，无论是基地建设所需流转的大量土地还是每年发动并组织群众大规模种植，都需要村两委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才能完成。可以说以上5个案例正是基于村两委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才使得项目顺利推进。
     （二）多指标横向比较
     1.不同组织模式上扶贫绩效比较
     良好的组织形式是一个经济主体提高经营效率、培育竞争优势的保障，为了考察不同农业组织模式在扶贫绩效上的差异，我们将五个案例分别分为能人带动型（恒忠养殖）、龙头 合作社（萂村葡萄、大德温氏）、龙头 政府推动（万寿菊）、国企 合作社（合叶烟叶）四种类型。
     从表6可以发现能人带动型从总体扶贫绩效上看得分最高，龙头 合作社、龙头 政府推动型表现基本一致，前三者基本一致可视为一个水平上，而国企 合作社型排名最后。能人 合作社型的优点是资金使用效率最高，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类型；其缺点也很明显即利益联结机制得分较低，除了户均收入排第二外，在收入的稳定性、分配的扶贫性和风险分担上均不够好。之前的研究也和我们的观察吻合，“在整个产业链中养殖户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最多，占总成本的80%—94%，但其所获得的利润仅占11%—30%。收购和零售环节主体承担的成本较少，但所获利润却较高。”（16）
     第二梯队的龙头 合作社、龙头 政府推动型的优势是项目的瞄准精确、易于复制推广。特别是龙头 政府推动型在瞄准性和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上都有不错的表现。但该模式利益联结最不稳固，主要因为该模式中政府的积极介入保证了项目扶贫的宗旨。同时该类项目的扶贫资源投入最少，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相对弱，因此在盈利分配的扶贫性、风险分担上得分就低。最后，国企 合作社型虽然总体绩效最差，但是国企担负的社会扶贫的政治使命使其稳固性最好，在所有模式中得分最高。
     2.本土与外来资本的扶贫绩效比较
     本研究进一步将龙头 合作社分为本地和外来两种类型，即将萂村葡萄和万寿菊归为本土投资者，大德温氏和合叶烟叶一同视为外地投资者。
     根据表7可以看出两者在总体扶贫绩效表现上没有显著差别，基本是在一个水平。主要差别体现在资金使用效率和可持续性两个维度上。资金使用效率上本地投资者的表现显著高于外地，而在可持续性上则相反，外地高于本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一方面是政府由于对外来企业的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在合作过程中更加谨慎，在项目设计中将扶贫性放在了首位。同时由于本地投资者在本土良好的声誉更容易获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因此在参与率和可覆盖性上表现自然更好。
     3.资源禀赋型与市场需求型扶贫绩效比较
     有研究表明应该在产业发展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其竞争力都是最强的。（17）因此，我们按照产业经济学理论对比，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两种模式的扶贫绩效。在此种分类模式下，萂村葡萄和恒忠乌骨鸡养殖属于资源禀赋型，而大德温氏、合叶烟叶和万寿菊种植则属于市场需求型。如表8所示，在整体扶贫绩效表现资源禀赋型与市场需求型差别不明显。在单个维度上资源禀赋型资金使用效率明显高于市场需求型。在该维度的三个指标中可覆盖范围得分一致，主要差异是由每户投入/收益比和贫困户参与人数造成的。资源禀赋型每户投入/收益比平均得分为23.23分，而市场需求型平均得分17.77分。资源禀赋型参与贫困户得分30分，而市场需求型平均得分仅为13.32。在访谈中我们得知当地政府在现今的扶贫形式下，更偏向于结合当地特色资源优势，由于受到政府的动员因此贫困户参与度更高。另外在利益联结机制维度上，市场需求型略好于资源禀赋型，尤其是收入的稳定性指标上差异明显。

表8不同比较优势类型扶贫绩效对比

表9不同比较优势类型扶贫绩效对比

     4.不同组合类型的扶贫绩效比较
     按照以上两种分类可以得到四种组合类型，分别是资源禀赋 本地投资者、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资源禀赋 外地投资者和市场需求 本地投资者。由于资源禀赋 外地投资者本次研究没有对应案例，因此不参与讨论。从表9中可以看出三种组合类型在总体扶贫绩效上其实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各个维度上各有所长。如资源禀赋 本地投资者在三个维度上得分比较均衡，根据水桶原理说明该种扶贫模式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型项目瞄准性最高，同时资金使用效率最低。市场需求 本地投资者与上面两种组合相比，短板主要在利益联结机制上，该种组合模式除了收入相对稳定外，在分配的扶贫性和风险分担表现上都一般。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案例比较与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五方面的发现：
     1.不同组织模式总体扶贫绩效差异不大，但在不同的维度上各有优缺点。首先能人 合作社型资金使用效率最高，但该种模式的限制性也很明显。比如项目的成败对“能人”的依赖太大，能人的综合素质直接决定了项目收益的稳定性；同时能人对抗风险的能力与大企业相比明显不足，因此风险在所有模式中也最大。其次龙头 合作社型项目的瞄准性和利益联结表现都好，但资金使用效率低，特别是投入/收益比上显著低于其他类型。龙头 政府推动型项目瞄准最好，但利益联结机制欠佳。国企 合作社型利益联结机制最稳固，同时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的瞄准得分最低。
     2.本地投资主体比外地投资主体的扶贫绩效更加稳定和均衡。本地投资主体的模式整体扶贫绩效略高于外地型，在三个不同维度上表现都十分稳定。外地投资主体的项目利益联结机制和项目瞄准较好，但资金使用效率不理想。
     3.资源禀赋型扶贫项目比市场需求型整体扶贫绩效更好。资源禀赋型与本地投资型一样在三个维度上都比较均衡，表现良好；而市场需求型和外地投资型均在资金使用效率上都很低。
     4.不同的类型的产业模式相互组合可以弥补短板，加强优势。如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的组合方式相互加强了二者各自在不同维度上的优劣，即资金使用效率仍然很低，而在项目瞄准和利益联结机制上都得到了增强。市场需求 本地投资者组合同样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相互弥补，本地投资型在资金使用上的高效弥补了市场需求型的在此维度的短板。
     5.企业越大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越低。主要是与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成本上特点相关。一方面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造成了在选择项目产品上的差异。小企业为解决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的难题自然而然的会避开那些投资规模大、产品周期长的产品，从而选择那些投资小、见效快的产品，而大企业相对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问题。如恒忠乌鸡养殖鸡圈及鸡苗的投入最多十几二十万，一般100天就可以出栏。而大德温氏养殖前期基地建设就高达五百多万，温氏还要垫付猪苗、饲料等费用，肉猪最快也要十个月出栏。一头肉猪的上市成本就高达1291元，而一只鸡则不会超过100元。另一方面大企业的管理成本要成几何级的高于小企业，如温氏集团员工雇员就达3万多人，每年的产品研发经费基本在2亿元。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有以下两点政策启示：
     1.公平与效率难以兼得，在产业项目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研究发现项目的利益联结机制与扶贫绩效难以兼得，过多强调项目的扶贫性，往往资金使用效率都不高。如大德温氏和合烟叶项目利益联结机制最稳固，但资金使用效率并不理想。同时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类型，又具备瞄准性高的特点。基于这两个研究发现，建议在“农村耕地少、经营主体少、劳动力少、特色资源差、农业设施差、产业基础差”的“三少三差”的深度贫困地区或是少数民族地区，选择产业项目时优先考虑该种组合模式。并且在投资主体的选择上优先考虑大型外地龙头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投资。因为目前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基础普遍薄弱，缺乏产业规模效应，缺少经营主体（特别是大户）带动，市场发展活力欠缺，缺乏能够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技术人员、经营人员。
     而资源禀赋 本地投资者整体得分好于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该种组合建议扶贫资金短缺但又具有特色优势资源、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优先使用。最后，市场需求 本地投资者与上面两种组合相比，短板主要在利益联结机制上，该种组合模式除了收入相对稳定外，在分配的扶贫性和风险分担表现上都一般。该种模式适合于优势特色资源缺乏但基层政府组织能力较强的地区，并且在产业选择上要选择产业发展成熟，风险较小的产业。利用规模收益和产业的溢出效应带动贫困户的发展。
     2.提高扶贫产业组织化程度，培育村干部职业经理人意识。以上各案例中均发现项目所在村委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在项目动员、土地流转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市场需求 外地投资者项目，农户对项目产品的不熟悉和对投资者的不信任，都需要村干部的积极动员，甚至带头参与。另外，当前的扶贫政策导向是，涉农资金整合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合作社。因此，在各个扶贫村都成立了数量不等的合作社以承接产业扶贫项目资金。而这些合作社的负责人基本都是村两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合作社的负责人通常都作为贫困户的股东代表参与到项目的直接经营管理或是监管中，只有在这种实际参与中才能锻造日常的企业管理技巧和培育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所以，这些产业扶贫项目不但要使贫困户脱贫，还要培养一批懂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备市场意识的“职业经理人”，为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人力资本储备。
     注释：
     1、刘建生、陈鑫、曹佳慧：《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6期，第127-135页。
     2、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9-16页。
     3、宿盟：《农村资产收益扶贫实践探讨——以光伏产业扶贫为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第12期，第195页。
     4、汪翠荣：《以财政扶贫资金建立资产收益型产业——河北省威县资产收益型扶贫模式为例》，《财税论坛》2016年第4期，第8-11页。
     5、汪三贵：《我国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与机制创新》，《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9期，第28-37页。
     6、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51-158页。
     7、张琪、王建民等：《产业扶贫模式与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8、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11页。
     9、高杨、薛兴利：《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试点运行状况分析——以山东省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6期，第43-49页。
     10、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6期，第89-99页。
     11、赵晓峰、邢成举：《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4期，第23-29页。
     12、尹利民、赵珂：《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63-67页。
     13、梁琦、蔡建刚：《资源禀赋、资产性收益与产业扶贫——多案例比较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5-92页。
     14、李志平：《“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财经研究》2017年第4期，第68-81页。
     15、五个案例除大坡万寿菊采用政府每年补助外，其余均采取政府贷款的形式，并且是一次性投资。为了方便对比，我们将大坡万寿菊每年投入的补助按三年的投资计算。这样便可以通过计算户均投入/收益比来对比资金使用效率，两者的比值越小（意味着贫困户收益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的扶贫资金越少）即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越高。
     16、翟雪玲、韩一军：《肉鸡产品价格形成、产业链成本构成及利润分配调查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1期，第20-25页。
     17、Jones C I，Romer P M，“The new Kaldor 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l.27，No.1，2010，p22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