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1985年，是温铁军的转折之年

以前，他几乎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爷爷是大商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父亲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呢？新中国成立两年，就出生了。同样逃脱不了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家让他上学读书、让他停课闹革命，让他上山下乡。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他才从乡下回来。次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他已经32岁，他去了军队，给领导当秘书。两年后，遇上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他就离开了。学新闻的，想办报纸，但调动手续还没办完，他就跑到西北去“考察”，4个月与北京失去联系，这年是1985年。

回来后，他恰好碰到小时候一起玩的“孩子头”，这个人的父亲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介绍，他也来到这里。从此，开启了他的“三农”人生之路。

基层调研的风气

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决策的核心，如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王歧山、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与这些人在一起。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所在地叫九号院，80年代，从这里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比温铁军早3年来到这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写文章评价说，“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

同样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姚监复回忆说：“这群人不抢人，不抢钱，到最后连个房子也没有。当时批汽车，差价好大，我跟杜老(杜润生)说，我们留1000辆行不行？杜润生说，什么？不留了。我说留100辆怎么样？杜老说：不留，一辆也不留，全部放到下面去。”

刚来的时候，温铁军只是负责编辑内刊。他一边编内刊，一边学习各种农村知识，并逐渐也开始下农村调研。

在温铁军的人生记忆中，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后来的农村改革实验区的工作是“美好的时光”，这也是他每次演讲要提到的，“我其实只是个调研员而已，了解了一些基层的情况。”

农村改革陷入僵局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于80年代最末一年。温铁军那几年开始接触世界，他的英语基础好，领导就派他读英文进修班，然后派出国学习。网上公布的正式简历是：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这对温铁军的知识结构的改变是深刻的，《国际金融报》曾载文分析说，“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与世界接触得越多，机会也越多。温铁军有在世界银行学习的背景，而当时世行正好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具体工作就是建立了农村改革实验区。从1987年到1998年，温先后任监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一干就是十多年。

80年代农村改革的背景是农村已经进入了“谷底”，农村改革也开始进入僵局，姚监复分析说，“90年代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异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人地资源比例的矛盾……”

他对年轻辈的温铁军的印象是，有段时间，温铁军提出过“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他还跟温铁军辩论。那时温铁军仍然在实验区工作，很少对外发言。

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三农问题也逐渐成为显学。

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也被认为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文章。

三农明星的出现

在2000年以后，国内三农研究学术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他们争相申办校内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有的人仍然安心坐冷板凳，沉下来做研究，并不被公众所知晓；有些人依靠三农相关问题，获得研究经费；一批以关注三农问题为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显现。

温铁军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他口才很好，特立独行。虽然在公众演讲中从不指名批评何人，但却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另类。

除三农问题外，他更是关注各种宏大问题，批判全球化和现代化，批评美国模式，纵横近代历史，谈中国前途和命运，他出版的书多是演讲集，《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

他去印度、去巴西，去墨西哥，看他们的贫民窟，看他们的土地制度，甚至还深入他们叛乱的“蒙面军”。敏感，似乎又不敏感；政治，似乎又不政治。

当然，还有他河北定县的乡建学院，同样也争议纷纷。这一切使得温铁军成为继李昌平之后响当当的三农明星。

这位三农明星也遇到很多的批评，比如对土地制度的看法，温铁军认为“城市化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的第一个底线是不能卖地，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且，他在国外考察了贫民窟后，更觉得中国土地不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了就有失地农民，有失地农民，就有贫民窟。

著名学者秦晖对此的回应一针见血：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吴思则从事实层面出发看问题：咱们先说事实，假如北京打掉地面上的浙江村，他们就会转移到地下。我住的房子底下也是散开了的贫民窟，你可以叫地下窟，几乎各大楼都有，这是一种现实存在。

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改良主义者败局？

温铁军说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然而他的路却愈走愈窄，《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闭了，晏阳初乡建学院也被关了，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复杂。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河北定县、北京

新“定县实验”结局

事情来得太突然。2007年4月12日晚，7点40分左右，距北京230公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电被停了，正在观看中央电视台去年采访温铁军录像的学员们陷入一片漆黑。

不一会儿，一大群人出现在学院门口，17辆车把学院门前的路排满。门卫张大叔还以为又来了一批学员。

后来，他发现不对，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本地人，其中几个还戴了墨镜。他们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当晚即离开此地。

一番争执后，晚上9点多，所有的学员被要求集中开会，定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员宣布说，学院是非法办学。学院工作人员马上争执说，他们有合法注册证件。

一宿，这些人没有离开，他们守在学院门口，在车上睡觉。学院工作人员给院长温铁军汇报此事，没有明确的答复，他们只有自己商量着到底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他们选择了离开。第一批人员清早搭公交车走了，第二批走的时候，学员们让工作人员带着在院内拍照留念。这时，学院的牌子第一次被摘了下来。

约摸20日左右，一辆车子把办公电脑等物品运走，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离开了学院。

走的时候，学院工作人员与村里签订了协议，每个月付给村里2000元，用来保管留下来的财物。

至本刊记者今年1月10日赶到河北定州，学院“关门”已半年多了，学院工作人员还没回来。北方的冬天干而冷，地上有水的地方结的冰比水泥地还硬，一个在村里投资的公司的人员已经借住在学院的一角。

定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人员的正式答复是“非法办学，已经被关闭了”，当初负责学院注册的成教科科长王习文说，“这是最高指示，保定市教育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已经下结论了。”

村支书米金水对记者的到访几乎没作任何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连说了3个“很复杂”。

门卫张大叔则贴近记者的耳朵说：你记着，我说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细节透露出这一场被称为继晏阳初之后的新“定县实验”的结局。

晏阳初乡建学院前后

从2003年7月19日到2007年4月12日，学院存活了3年零9个月。长满虫子的有机农业，“地球一号”生态建筑，农村合作社……3年里，学院一直在媒体的聚焦灯下。

温铁军也数不清多少次站在学院的一角，田间地头，或是站在“建立民主、改善民生”的大白底蓝字刷的标语前接受采访。有人评论说，温铁军成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也与乡村建设的这些事分不开。

对于学院被关闭，温铁军和学院工作人员都不愿发表看法。

米金水，翟城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希望找到什么方法，能够重新利用历史上晏阳初在该村做实验的历史资源，光大村庄名声。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注册“晏阳初牌蔬菜”，在遇到邱建生的那段时间，上头还正在评选生态文明村。邱建生，《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编辑，他是个奇怪的人，多年痴迷于晏阳初，见到米金水时，他在《中国改革·农村版》做了半年多的编辑。

2003年春节前，邱建生和同事带领了一群大学生到这个村与村民共度春节，与书记米金水相遇。之后他们找到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讨论了建学院的想法。村委会也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后来的学院地址)，花了39万，并且塑起了晏阳初头像。

温铁军起初没有答应邱建生办学院的事，提了3次，温铁军才答应了。

2003年7月19日，学院开张。

开幕式那天，艳阳高照，闷热无比，村里组织了秧歌队、锣鼓队，4架大鼓同时擂起，鼓声喧天，1000多村民等待着北京的专家和当地的官员到来，温铁军也发表讲话。

这时，学院没有注册，没有办学的规划，也没有资金来源。

之后，邱建生在村民家里草拟学院的规划、招收志愿者的文件。文件发出后，一个个怀着各种理想的人来到翟城村，他们大多数并不懂晏阳初。

9月底，这个学院的第一笔资金——温铁军承诺的个人出资3万元，大部分已到位。

如果说温铁军起初并不了解晏阳初思想，甚至也没有清晰的规划，在以后的日子他为学院付出了很多。

学院初期，邱建生参照晏阳初的国际乡建学院的规划草拟了“办学纲要”，而多方力量加入之后，学院离晏阳初思想就更远了，内部分歧越来越大。2006年4月，邱建生被温铁军派到海南负责新的实验区，离开他一手创办的地方。

按晏阳初定县实验的思路，先做好村庄的实验，然后才有经验推广全国。而在这里，实验似乎离开了村庄，只是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81亩地的学院内自己做实验。

饱受争议

学院的中心工作后期集中在三大块：生态农业和生态建筑、农民培训(包括建立农村合作社等内容)和晏阳初资料的整理和收集。

这些几乎都与村民不相关。生态建筑——用米金水的话说，“咱这里的农民，不怎么喜欢，土还露在外边。”生态农业也是如此，周边农民们的反映是：“你们的作物再不打药，虫子都跑到我们地里来了”，“长出来的西瓜只有拳头大”。

而农民培训，多是全国各地来的人，本村的较少。

村民们越来越觉得，花了40多万办学校，可惜了。来了记者，却来不了经济效益。“放在银行，利息也有不少。”

温铁军是个明白人，这些他当然知道。他只能希望村民能再有耐心一点，并且尽量给村民更多的信心，比如学院申请了国家“985工程”、向中央高层汇报了办学院等等。

学院继续沿着“生态”的主题往前走，墙壁上刷的“动真功夫做实事解决三农问题”的标语让人们觉得这就是“温三农”所开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在演讲中，温也不断地宣讲自己在这里进行的实践，并乐于接受学院带来的荣誉。

但一些农民隐约觉得有些“不怎么对劲”，他们觉得温铁军是大学者，大学者就应该谈大问题，比如能源危机、人多地少、美国模式等等，他们听在心里，也记在心里，但总觉得有些与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

而培训的形式所引起的争议也丝毫不少于内容。在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参加调研的学生们都在左臂上系红领巾，据说起初是为了防止下乡调研时学生走散，方便辨认，后来逐渐成了一种文化，他们到哪里，红领巾就系到哪里。

2004年4月7日，温铁军的左臂上也系上了红领巾，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为“乡村建设高校行”活动发表讲话，他面前的栏杆上也系了无数的红领巾，听讲座的学生左臂上也都系了红领巾。演讲中，他要求每位成员都要静下心来，不计个人得失，真正将自己所作的贡献与个人利益脱钩，要切实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张图片使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感到“恐惧”，他们觉得曾经的红色革命文化又来了。

几年前，温铁军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不否认这一培训模式：如果将来我们的乡建中心搞起来，进行培训的时候，新成员和老成员要一起大喊一句话，唱一首歌。他要大声喊“我是人”，他要大声唱《团结就是力量》。

在上百高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在全国新乡村建设试验点中，这些都实现了。

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评价学院时说，“这是培养毛派分子的基地。”时评家笑蜀对温铁军思想的评价是：温铁军从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毛对他的影响很深。

前年，“温铁军卖大米”事件更加剧了这一浪潮，《祝贺温铁军卖不动大米》的评论被传为笑谈：温铁军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不能违反市场规律呀，无公害大米好，但价格高，你怎么能要人家买？有人甚至说，温铁军干脆改行当某个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算了。

质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李昌平说，“这是个民间行为，温铁军可以搞温铁军的，木铁军可以搞木铁军的，关键不在于怎么搞，而在于要允许搞，要有选择，有选择了就有自由竞争。”

可问题在，温铁军给人的印象，太像一个官员了，他经常在演讲中暗示自己跟某某领导汇报过工作。

这种在公众形象中的角色扭曲给他带来的挫折，已经不是第一次。

改良的另一种代价

2008年01月22日15:42 南方人物周刊

这次，在学院被关后，温铁军曾在一次内部交流中，沉重地谈到他人生的几次挫折，其中提到前几年《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这就是2004年8月底网络流传的“中改剧变，温铁军遭受沉重打击”事件。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这也是至今能在网络上找到的温铁军最伤感的文字，他很少在公众面前表露个人感情，而这篇文字的情绪却饱满、热烈而深沉。

温铁军2004年6月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任院长，兼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当时杂志社的上级主管部门体改办也同意温两边同时担任总负责人的做法，但后来又将温铁军完全调离《中国改革》杂志社。

事隔3年后，当时《中国改革》杂志社监事之一新望坦言：“我当时是不赞成他还兼任总编辑。”他也不否认存在观念冲突的可能，“主办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办的职责是宣传改革，从正面推动改革……”而从观念 看，温铁军是对于市场化的坚定质疑者。

温铁军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后，农村版关闭也是必然，这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农村版创刊被不少人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一群古怪的、却是对社会有关怀有理想的人走到一起，这些人包括李昌平、邱建生、刘老石、许志永等等。

邱建生至今仍然感激温铁军的知遇，“像我们这样，社会上属于底层，又有点抱负，要施展是很困难的，他作为知识分子，有良知，愿意搭建平台……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

李昌平对温的评价，第一个词是“包容”——“在杂志社，他的手下并不都是同志，乡建学院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他并不因为你是左派或右派就喜欢你。”

温铁军自己也提到性格中的宽厚，那篇文章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性格的弱点“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

在温铁军眼里，农村版关闭是他“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路越走越窄

温铁军今年57岁，人大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第一届任期将满。在人大明德楼9楼，作为学校二级机构——温铁军所成立乡的村建设中心的办公室只是在一个普通大小的办公室里用玻璃隔出1/3的空间。

温铁军在自述中这样划分自己的人生，“两个11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从1968年插队开始，11年的工农兵生活；第二个11年是大学毕业后，大概是1985年到1995年，从事了11年的基层调研工作。

那么，他的第3个11年呢？这第3个11年，他办了一本杂志，当了几年大学院长，这两者都与农村有关。

在温铁军搭建的平台上，一批年轻人在行动，大学生支农项目是温铁军一手筹办的，这个项目中第一年参加培训的全国各地高校社团负责人就有72个，几乎包括所有的国内名牌大学。在这72个社团之下，全国高校大学生表示出更多对农村的关注，他们通过一本杂志和身边的那批人，了解关于农民的信息。

而温铁军的路却愈走愈窄，农村版被关闭了，学院也被关了。

笑蜀说，“他一直生活在政治和学术夹缝中。” 许多人提到他多重角色的混合：官员、学者、行动者。

有人说他像官员，因为他的演讲中总有这样的内容：我跟某某人谈过某个问题，这个“某某”一般是一个主流大学者，或是某不能说出名字的高层官员。这被解读为，他试图寻找权力的庇护，甘愿做犬儒，并且让跟着他的人也做一个犬儒。另一种解读是，他有社会理想，但总试图通过获得权力来实现社会改良。

作为学者，近年来，他的研究似乎“不成体系”，不属于单纯的经济学科，而是关注全球化、现代化等思想领域的话题，并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农经界的前辈甚至评价说，“他是学新闻的，不能以经济学的标准要求他。”当然，或许温铁军本身就瞧不起按照某一规范做出来的学问。

使得他与一般学者有所区隔的是——行动，然而，他的一个个行动都遭遇挫折，甚至质疑。这既有并不多元的外在环境的原因，但也跟他特别的行动方式，以及一些让他深刻自我反省的内在因素有关。

“他老以为可以用行动给那些知识分子一记耳光，结果却是每个人都给他一记耳光。”一个熟悉他的朋友评价说。

温铁军：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化了

进城就是农民的希望吗？这一希望被当作意识形态宣传了几十年，大家可能已经默认了

本刊记者 尼克 发自北京

对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

人物周刊：农村和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必然走向衰败，你不认可这是讨论三农问题的前提？

温铁军：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但是如何看待发展主义大趋势下的生态灾难？当农村和农业被破坏成“转基因”、“产业化”、“全球化”，被破坏成为了市场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时，其结果会是什么？

一个例子是，农业的立体交叉污染，已经占到全部污染的一半，这些代价谁来支付？今天的研究，都只讨论工业污染如何治理，都不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污染，只要这种污染加剧，今天出萨斯，明天出斯萨，是不出意外的。

农村农业必然衰败、农业人口大转移、城市化工业化，都对，都符合庸俗的发展主义的逻辑，但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我凭什么要把现代化作为终极目标，要把发展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只有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拼命维护它，谁提点反对意见，就急着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利用现在的强势欺压弱势，那不算本事耶。

人物周刊：但无论怎么怀疑怎么反思，现代化、城市化都还是必然趋势，农民都还是愿意搬到城里去住？

温铁军：不是。现代化其实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构建的图景，才是强势话语，但是现代化已经产生了诸多祸害。

举个例子，朝鲜为何会出现几百万人的饥荒？不是专制问题，而是苏俄问题，是外来因素使山地小农国家超前现代化的恶果。1980年代，苏联给他们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7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相当好，比我们现代化多了，但是传统的农业技术丢掉了。

1991年苏联解体，外部供应跟不上了，出现了饥荒。这是现代化之祸的典型案例，有谁这么分析过？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联合国请我到朝鲜做农业顾问。

现代化之祸，我看到太多了，巴西早就农业现代化了，但巴西的饥饿还是普遍的；有谁挨家挨户和日本的破产农户交谈过？可能只有我吧。大部分学者是从美国的书斋回到了中国的书斋，不知现实是何物。

人物周刊：让农民留在农村，唱歌跳舞、文艺建设、乡村建设，另一位三农专家说，这是让农民“安乐死”。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把农民留住农村，这是杜撰出来的说法；我也从没说过三农问题可以解决，我只是说如果政策得当，三农问题可以缓解。我认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政策，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用看得见的手向农村返回要素。有一次汇报，我说请问，为什么1980年代没有三农问题，1990年代逐步严重，到新世纪愈演愈烈？因为我们盲目、极端化地推进市场经济，其结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农村，土地被征占，资金被抽走，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任何领域，在这三大要素净流失的情况下能不衰败吗？这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市场主义的恶果。

搞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稳定在农村。有人说把资金投到上海一年可以翻十几番，把资金投在农村一年也翻不了一个番，说你这是典型的反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我说是违背经济规律，但是违反只有黑板上才有的那个经济规律。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能不这样做吗？农民已经起来打扁担了。过去没有人的家里装铁门铁窗户，现在的刑事犯罪中，80%是流动人口犯罪。什么叫流动人口，不就是农民工吗？所有国家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犯罪率下降，唯独本国，犯罪率和经济同步增长，这是什么道理？你不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自己能过得好吗？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你的实验？你是否反思过自己反市场、反现代化的立场，特别是以这个立场指导社会实践。

温铁军：别人给我诸多名号，那都是别人的命名，我不认可。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实验员，不停试错、证伪。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不知道，我不在他们的圈子里，不懂为什么，可能都是假的，因为是假的，才浮躁，才激进，才要死命维护。

近一百年的激进改革中，我们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习惯，动不动就扣帽子。现在扣帽子、打棒子的普遍性，绝不亚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无非是长时间坚持实验和观察，为什么你们就相信教科书，就不相信实验呢。你不能要求我的实验一定要证明你的假设。我常常失败，试错。只是对那些已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

今天的思想界混乱得很

人物周刊：多种场合，你都要带领农民喊三遍“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原因何在？

温铁军：无论什么场合，当你大声喊出“我是人”时，内心深处便有强烈的激励产生，不信，你也可以试试，这和唱国际歌、国歌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恢复做人的自觉。

今天的教育是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说个人利益最大化了，社会便能帕累托改进。这是荒谬的，它从未实现过。一个社会怎能以一个荒谬的假说为指导思想？别人反对我，骂我，大概是因为我不按这个假话做。我在上课时说，你们不要相信弱肉强食，不要相信丛林法则，谁要信奉那一套，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误解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地方政府，他们说凭什么跟着你温铁军就是人了，跟着我们就不是人了？他们会以非常狭隘、偏激、敌对的心态来理解。他们一是误会我的用意，二是担心自觉、苏醒。

人物周刊：请你重新澄清“农民”二字。

温铁军：中国农民是几千年超稳态社会结构的基础材料，从来不是个体化的，从来都是群体化的。一旦离开群体化，便无法生存。农民是维持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功臣，难道他们只是生产者，只是个生产要素？仅仅把农民看作生产要素，那是资本主义以来才有的事。

以为城市化工业化了，以为打破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超稳态结构，就能进入西方的现代化，这是个巨大的误区。只有真正理解了“农民”的作用，才明白目前中国主流所追求的西方“四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是最大的虚妄。

人物周刊：乡建是惟一希望？还未乡建的农村，希望何在？

温铁军：进城就是他们的希望吗？这一希望被当作意识形态宣传了几十年，大家可能已经默认了。

1950年代，意识形态说，苏联式的集体农庄是中国农民的希望，改革开放后又转向美国，说美国式的大农场才是。实话说，这两块饼都不是希望。

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会出现什么情况，还得就近看看日韩。他们可是先于我们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日本95%是城市人口，只剩下558万农业人口，但仍然是小农经济，他们解决农民困境了吗？没有，反而是高补贴，农民收入50%以上是政府补贴。

我劝你们不要被1950年代的宣传所左右，也不要被1990年代的宣传所左右，世界上所有的大农场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靠掠夺、靠殖民化形成的，没有一个靠所谓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归类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

温铁军：在中国，左派、右派的概念非常混乱，年轻人盲目介入左右斗争，他们宣称的左派可能是右派，他们宣称的右派可能是左派，以这种左右标准归类自己，等于是认同混乱。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划分左派右派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看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是左派，站在资本一边的是右派，无论是站在国资、民资、外资哪边，都是右派。有些人很勇敢，公开宣称站在资本一边，我很尊重他们，比那些口头上站在大众一边的，好得多。按照这个标准，我是左派。

1957年的右派，大部分不是右派，他们反映了工人、农民的疾苦，实际上是左派。1978年，我参与158份右派档案的清理工作，一页一页看完，经常看通宵，发现没有一个右派。何 家 栋和丁望都是我的忘年交，我经常问他们，你们是右派？你们是彻彻底底的老左派。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左派。但对不起，新自由主义未必是左派，它被改造成了供右派利用的意识形态，使今天的思想界混乱得很。

人物周刊：1980年代，你服务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是现代化改革的急先锋，而1990年代后你一直反现代化、反市场，转变的根本原因？

温铁军：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实践中，我走遍了亚非拉，走遍了发展中国家，知道现实并不是书本上说的那样；因为我没有利益要求，不依附学术强势，不替资本说话，也不替政治集团说话。

我至今不是任何公司的这董事那董事，我也没在这投资那投资，我只有在农民合作社有公益股，我可以坦荡告诉你，我没有利益要求。

有人说温铁军你就是个“假三农”，对不起，我拿我一半的存款支持三农事业，你也来啊，你也拿你的一半试试。你敢这么做我就服你，你对我的什么批评我都接受。不敢这么做，别跟我说。

糊涂的好人？

人物周刊：外界的印象中，你是和高层距离最近的“首席三农专家”，你在各种场合也有意无意提到向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汇报过，作为学者，你希望自己和政治之间关系如何？

温铁军：持这一印象的人完全不懂潜规则，潜规则是你必须是谁的人，才能从中分享利益，我是谁的人？我和任何高层都没有个人关系。城头变换大王旗，任何时候，我都是搞调查研究的，都是个实验员。

人物周刊：越悲愤、越忧国忧民地向高层汇报“三农问题”，是否越可能获取政治资源？

温铁军：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只能说，我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要搞清楚为什么悲愤。1988年我写“经济危机论”时不是遭到一顿批判吗？说你胆敢拿资本主义才有的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如果不是1988年下半年出现18.6的物价指数，谁救我？那时候我只是个小萝卜头，早被唾沫星子淹死了，这是第一篇分析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文章；第一篇分析国家资本的文章，也是我写的。

1996年，我写国际金融资本危机的文章时，很多人说温铁军你是搞农村问题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什么我老是在唱衰，老在谈消极面？其实是我老早就对发展主义的指导思想作反思了，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了。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晏阳初、梁漱溟，是否都是糊涂的好人？

温铁军：1987年开始组建实验区办公室，在中央农研室内，有一位领导说，我们现在的实验，将来要和1920~1930的那一拨知识分子乡村实验做比较。为什么两代人都会选择去做乡村实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时派了个年轻人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复印回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注意这个事了，慢慢觉得有些相似性。1980年代定下的实验主题是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这个主题一直没变。当时的领导、同事对我后来做的事颇有批评，我说我只不过一直在执行1980年代的准则，我不是设计者，我只是个跟从者，检测具体的结果和成效。只能说现在实际操作的人少了，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物以稀为怪。

嗨，成王败寇而已。

他们都是改良派，改良是什么意思？就是安定乡村，避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