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局性、总体性的战略部署，必须从系统性出发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安排，是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安排，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安排。

关键词：乡村振兴；系统性把握；战略安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局性、总体性的战略部署，必须从系统性出发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把握。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安排

20世纪后期以来，“流动中国”日益成为中国的基本图景，人口、资金、信息、物资的规模和频次极其巨大的流动带来了经济一个时期的繁荣，但是流动性过高的社会现实与固有的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相当深刻的矛盾。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动，事实上已经很难在大概率上改变其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地理位置。城市治理难度空前加大，本质上是流动性过高的结果；农村则体现为“产业空”“组织空”“村庄空”，本质上也是高流动性的后果。在保持社会和经济活力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流动性，或者做到在更大程度上可预期、可管理、可控，提高治理绩效，是当务之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理手段。

近年来，随着户籍政策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功能丰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入，农村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很多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持续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使比较自然顺利地降低流动性准备了必要前提。随着农村改水改厕、小流域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垃圾处理等方面工作的强力推进，农村生活环境条件在近几年将会有本质提升，最近出台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政策，也为大批农民返乡创业居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从政策供给上看，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着眼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进一步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更好发挥农村土地要素效能，创造社会资金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环境，摆脱目前单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困境。二是创造条件引导鼓励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可以将他们多年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管理经验与乡土资源、信任关系很好结合，将经营成本、道德风险降到最低，实现地缘、血缘、业缘纽带的充分联结，实现“资合”与“人合”的内在统一，实现企业与农村社区的高度融合，同时很好发挥农村精英的“组织员”功能，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三是以建设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为目标，重新确定农村地区基本治理单元。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将带有鲜明传统乡村特色的舒适生活方式，实现三产融合的发达产业中心和治理有效的社会基本治理单元三者有机统一，消除了城市和农村在性质上非此即彼的对立，创造了一种即非城市也非农村的新型模式，不是简单化的城市“吃掉”农村，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城乡融合。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打破行政村界限进行空间重构，统一建设高标准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统筹使用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依托高效农业和先进农产品加工业进行产业重构，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工农商学研一体化，实现职业农民在本区域的充分就业和稳定增收；通过多种纽带达成农民的再组织化，实现社会空间重构，农业生产过程与农民生活过程相统一，企业与社区互为内在，形成农民之间、农民与市场、农民与集体组织之间的新型联系。四是通过政策安排，在发挥集体经济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功能的同时，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担负一定的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使农民共享集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以各种类型具有集体主义色彩，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经济体，重塑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使生产组织与生活共同体在空间上高度融合，利益诉求方面高度一致，实现物质、人口和精神三个再生产的统一，这将是乡村振兴的理想图景，也是全面提升治理绩效的理想结果。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经济发展新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安排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牺牲农村福利，以农村为发展代价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独特优势，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现“中国奇迹”提供了几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资源，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新世纪以来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以及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其本质也在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种独特优势的根本，就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绝对不能变，不仅是考虑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独特优势的问题。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三十年”，虽然经济发展形态、经济管理手段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但是一以贯之的是积极有效使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政策武器，全面压低资本形成的门槛，只不过前三十年是尽力降低国有企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资本形成门槛，使资源禀赋不支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成为可能；后三十年是在全面压低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资本形成成本，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这种纵贯改革前后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为表里的发展模式，不但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重要思想的关键，也是构建中国大国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总后方和中国社会矛盾的蓄水池，只说对了一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始终是进攻性的战略手段，而不仅是防守性的后方。正如同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广阔的国土空间成为对敌斗争的关键武器，即“空间的武器化”，事实上农村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村也被“武器化”了。（吉登斯所言“武器库”）因此，我们要回答，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这种独特优势有无可替代性？其意义和重要性是否下降？还是在增强？个人认为，这仍然是中国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甚至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的独特优势，在前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结束而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固并且进一步发挥这种独特优势，更好发挥农村作为政策武器的关键性作用，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

从更加具体的层面看，今后一段时期，将建设的重点放到农村，可以将城市开发建设的成熟经验、充裕的社会资金供给、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地方政府积极的行政作为充分结合起来，使农村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建设的主战场，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农民居住生活条件，提升农村地区负载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水平。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安排

文化传承要有载体，传统村落聚居模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生态文明根植于中国深厚传统之中，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生活方式。文化自信和生态文明也是互为表里。从农民角度讲，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很大，一段时间里认为可以一直高歌猛进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十几年前我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也认定解决农村问题、富裕农民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这个逻辑没错，但是一方面减少农民只可能存在于局部地区，另一方面，这也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如果农民人口占比下降的速率始终小于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率，农民总体的收入占比一定会持续下降，人均收入增长会遇到严重的瓶颈。如果收入水平不能快速提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继续沿着原先所提倡的道路前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从国家层面上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意味着资源环境已经无法负载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再持续下去会面临严重的国际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也罢，生态文明也罢，都不是领导人自身的偏好，而是大势所趋。在客观限制条件给定、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转换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是必须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这样一个战略性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全面提升政策供给配套性。单纯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农村金融供给，发挥农民合作社功能，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却没有相应的政策环境，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农村税费改革、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严重的政策不配套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负面影响巨大。这更加要求从总体性出发，从战略高度出发，增强政策供给配套性，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04期，第3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