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分析了当前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前沿与方法，探讨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强调历史研究要加强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

【关键词】日本；中国明清史；前沿；田野调查

前言

本文着重从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角度，分四点探讨“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这一问题。文章后面的参考文献目录是按照引用顺序排列。

一、现代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同，当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者们更加积极、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

2001年3月，滨岛敦俊出版了《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该书是讨论“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问题时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

l960-80年代，滨岛从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利和摇役问题入手研究农村社会结构，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滨岛在《总管信仰》一书中提出：无法确认中国的明清时期存在农民之间自然形成的村落共同体。特别是在中国找不到像同时代的日本那样的以水利为中心的固定的共同体式的关系或组织。然而，居住在农村的人们如果不结成某种共同性的组织、进行共同性的活动的话，就无法维持再生产。为此，滨岛从各种角度研究农村社会，逐渐认识到在民间信仰和祭祀中，确实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80年代以来，滨岛为验证这一观点，在长江三角洲的32个市、县、镇、村进行了多次访谈调查，并把访谈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相结合，揭示出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

《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是以滨岛为首的大阪大学共同研究小组至1994年为止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1994年以来滨岛仍继续进行田野调查，前面提到的《总管信仰》一书便是其研究的结晶。在这部著作里，滨岛敦俊把有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日本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提出研究假设，分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文献，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这本著作运用独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关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见解，因而在学术界受到了高度评价。

在此书出版之前，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佐夕木卫等5名研究者在路遥等中国研究者的协助下，对义和团的故乡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农村的民间信仰与结社、集团进行了访谈调查。其成果收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文化—日中共同研究·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集》等著作。

此外，最近三谷孝等利用20世纪40年代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并对其后50年间农民生活的历史和华北农村社会变革过程进行了访谈调查，其研究成果正在陆续出版。已出版《中国农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l卷、第2卷，作者们对详细的访谈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可以预想，今后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将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从村庄阅读中国》一书便是其中之一。

菊池秀明对广西移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族谱、碑文等资料。菊池根据这些资料，研究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史的明清时期广西移民社会，于1998年出版了两卷本著作，其中一卷是正编，一卷是资料编，后者正是作者进行实地调查的产物。在进行实地调查时，菊池有意识地不以访谈调查为重点，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收集边疆贫穷地区农家珍藏的，因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从未被利用过的资料上。两卷本著作中的正编就是利用大量此类资料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的石拱桥景观进行了全面调查，并结合乡镇志的记载，揭示了石拱桥建设的过程。上田信关于宁波郊外农村宗族的研究，聂莉莉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宗族的研究都运用了访谈调查的方法。山田贤探讨了清代四川移民的宗族组织和同乡组织的性质，以及宗族组织和同乡组织在该地区社会中的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山田也考察了四川省云阳县的山寨、宗祠、同乡会馆的楼寨以及县城郊外镇子的景观并将其用于分析。

其后，上田信调查了华北、华南的森林植被破坏、沙漠化以及绿化的现状，揭示了目前森林的生态、环境状况，还追溯了以往的历史变迁。涩谷裕子在以清代中期徽州府休宁县从事商品作物栽培的棚民为对象的研究中，也注意到该地区森林的状况，并对清代的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另一方面，唐代史专家妹尾达彦与中国研究者一起，在黄土高原进行了田野调查，并以位于考察地区南端的汉、唐两朝的长安城遗址为对象，研究城市与灌溉的关系。妹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了沙漠化产生的原因。上田和妹尾的研究将实地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探讨现代中国的绿化和环境保护问题。

如上所述，在当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研究者们在中国研究者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协助下，广泛、积极地进行田野调查，因而不断有卓越的研究成果问世。

二、1945年以前日本、中国以及1945年至80年代美国、中国的法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田野调查及其影响

回顾历史，实际上在二战时和二战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法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在田野调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现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部分就这一间题作一回顾。

从1940年到1942年，满铁调查班在社会法学者末广严太郎博士的指导下，在河北省的4个村落及山东省的2个村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其目的是要揭示“中国社会中法律习俗、亦即现实地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得以成立的法律规范”，以及有关道德、礼仪、宗教等的各种规范。这一调查也称为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即6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由岩波书店于1950年和1980年两次出版。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们通过对这一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诸如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是否存在村与村的界线，中国的共同体与日本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等等重要问题。尤其是曾经直接从事惯行调查的旗田巍的研究，在衔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和战后史学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为基础，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古岛敏雄、幼方直吉、野间清等的评论、村松佑次的《中国经济的社会体制》、仁井田陛的《中国法制史》等等。尤其是村松佑次的著作尖锐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不仅对6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著作，对此后直到90年代日本的中国明清史、近代史研究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的黄宗智用这一调查资料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同时，还利用满铁上海事务所在华中农村调查所得的资料分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

此外，中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博士的研究成果，自1945年以前以至今日，也不断影响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中国的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这本广为人知的著作，是费孝通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39年，正是他在整理、分析访谈调查基础上取得的成果。费孝通的这部著作对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很多章节经常被人们引用。

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初，费孝通回到以前曾进行过调查的吴江县，与许多专家一起在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费孝通特别注意到农村市镇在生产、流通中发挥的作用，于1984年发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论文。费孝通早在半世纪前的《中国的农民生活》一书里就已注意到了市镇的作用。这篇论文以及费孝通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各种形式介绍到了日本，由大里浩秋和并木赖寿以《江南农村的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的记录1983-84》为题译成日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战争时期，社会学家福武直在华中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该书运用调查资料揭示了市镇、农村的实际状况，并提出包括市镇、农村在内的地域社会的理论框架，它对战后日本的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有着启发意义。

此后，60年代介绍到日本的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的论文（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社会结构），也对日本有关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地理学中的市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论文指出，在中国社会，居住在农村交易中心“集镇”周围村落里的农民，在经济上、社会上、心理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拥有这种统一体的地区便是一个“标准市场”，“标准市场”与“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一起构成重叠的农村市场。施坚雅的上述理论体系，是以他1949、1950年在四川省华阳、金堂两县进行的社会调查为依据的。斯波义信在1966年发表的书评中，最早系统地介绍了施坚雅的这篇论文，古岛和雄1972年的论文第一次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中村哲夫1984年的论文也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析了华北农村市场。1979年，今井清一、中村哲夫、原田良雄将施坚雅的论文全文翻译成日文，这些都扩大了施坚雅的影响。

如上所述，自1945年直至今日，日本的中国明清史、近代史研究是在许多田野调查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中有1936年费孝通在长江三角洲农村进行的调查、1940-1942年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同一时期福武直在华中农村进行的调查、1949年前后施坚雅在四川农村进行的调查、以及1980年代前期费孝通的市镇（小城镇）调查等。

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从事田野调查—挫折与发现

进人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日本研究者频繁地访问中国。笔者自己也与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合作，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镇进行了田野调查。田野研究的课题是“关于长江三角洲中小城市—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学、地理学研究”。

出于以下几个契机，课题小组选择了长江三角洲的市镇为研究对象。

第一，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受日中战争导致的两国断交等历史因素的制约，40岁之前一直是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因此，研究者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访问中国、接触中国的风土人情、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对话。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愿望，成为我们从事田野研究的第一个契机。

第二个契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1984年，笔者有机会接触到长江三角洲当时唯一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对外开放的上海平原的自然景观，并在复旦大学樊树志的指点下，访问了这个平原上有着悠久历史的市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战后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有必要调查和探讨这一地区发达的市镇以及市镇间的网络，从而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阐明。我们对于长江三角洲只限于文献上的抽象理解，而没有具体的感受。现长江三角洲特征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渠道，对我们来说也只有来自书本的印象。

第四，在80年代后期的名古屋大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三个相邻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协作、开拓学术新领域的氛围。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国史学者、地理学者们之间也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然而，由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国史学者、地理学者共同策划的两校间的国际合作研究，最终并未能顺利进行下去。其结果，中国史和地理学的研究者们仅仅以一个或极少数市镇为对象，就各自的课题集中进行了调查。基于这样的调查情况，研究者们只能个别地交流研究成果，尚未弄清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市镇网络所具有的意义，研究便草草结束了。

不过，虽然原先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们却尝到了从单纯的文献分析中体会不到的田野调查的乐趣。按照原先的计划，笔者要研究的是计划调查的两个市镇之一的上海市朱家角镇的行政机能、以及它对周边农村的行政统辖机能，关于这些课题的调查未能充分进行。相反，通过对多年从事商业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几次采访，笔者了解到在解放前后有关“米行”的非常有趣的事实。以这些事实为中心，参照1990年出版的《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市镇的流通机能为主线，研究并撰写了自明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四百多年间江南市镇的通史。

虽然我们没能按计划对长江三角洲市镇进行调查研究，但是从失败中发现，伴随田野调查而得到的各种新发现、新经验，以及与地理学等相邻学科的协作研究，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广泛的前景。由中国史学者津田芳郎、稻田清一和森正夫，自然地理学者海津正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者石原润、林上六人合著的《长江三角洲市镇研究—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

四、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所孕育出的课题

最后，笔者想就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作一个总结，其中也将涉及到一些上文没有提到的问题。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田野调查如何对历史研究产生功效”，或者说“田野调查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具有的功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意图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开拓东方学研究的新方向。不过，笔者想从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提几点看法。

第一，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而田野调查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因此，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通性。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检证以往的历史，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以过去为参照，摸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田野调查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以田野调查方法的开创者而著称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他的弟子费孝通的《中国的农民生活》一书所写的序文里，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并著成专著。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社会人类学和作为其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本身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在探讨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二者都与现实、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从事历史学研究还是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者都不应该脱离自身生活着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确，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并非易事，但是学者们必须经常保持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

第二，日本人研究作为外国史的中国历史，以及作为外国人的日本研究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换言之，也就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以及以中国为对象的田野调查，到底面临什么样的现实课题。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或者研究中国的环境、生态史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研究对象属于现代，而且研究对象与日本有着明确的关联，因此现实的课题就显得十分清晰。例如，近现代日中关系中所包含的政治问题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在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考虑什么是现实的课题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比如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在东亚世界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实际上不正是我们日本人所面临的课题吗？对研究明清时期或宋元时期、甚至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来说，这些课题恰恰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第三，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卓越的中国特质的问题。中国以其丰富的文献收藏量而素有文献之国之称，然而，其实有不少问题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在第一部分里介绍的滨岛敦俊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文献里几乎没有记载。第四，历史学有必要全面摄取在与之相邻的地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中业已确立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摄取田野调查的方法及成果，有助于给历史学开辟新的未来。然而，摄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最近，长期与滨岛从事共同调查的片山刚，在须藤健一主编的《走田野调查之路一一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知识与经验》一书中，阐述了有关田野调查与历史学之关系、以及如何运用作为历史学相邻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法。

第五，必须指出，在发掘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文献资料时，田野调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研究者、学术界十分积极地从事着地方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些虽然没有被称为田野调查，但无疑它们确实是田野调查。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成果—徽州文书、巴县档案、以及福建宗教碑文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也可以说是田野调查。在日本，黑田明伸最早利用了《退想斋日记》。这部日记由山西大学的研究者乔志强发掘，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出自山西省赤桥村读书人刘大鹏之手的珍贵记录。这正是田野调查的产物。

第六，必须指出，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就带有田野调查的性质。这一工作本身并不是实地社会调查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然而，比如在进行国际性的调查活动时，从大的角度研究某一文献资料的内容和性格，也可以称之为田野调查。夫马进等有关《使琉球录》的共同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第七，文献资料的使用方法本身就具有田野调查的性质。岩井茂树广泛涉猎现代中国的报纸、杂志、广告、行政、财政资料，使用“原额主义”（维持初定税额的财政制度）这一概念，揭示了自明清以来跨越各个时期的中国财政体系的结构特征。这种灵活运用现代文献资料的方法，也是值得注目的田野调查方法。

结语

除了本文提到的问题之外，还有诸如田野调查在地域史叙述中的作用等问题，对此难以全面讨论。作为本文的结语，笔者想重申一点，那就是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在学术或方法上具有相近的特性。

日本优秀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已故的岛田虔次先生在日中邦交尚未建立，因而日本人无法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1962年就曾经说过：“中国研究如果不接触活生生的中国的话，它便无以成立。”从根本上说，“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就是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踏上中国的大地、接触中国社会、接触中国人。从广义上说，“接触活生生的中国”，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本来，中国史研究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和外国人研究中国史，两者的出发点自然不同。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关系并不是简单能理清的问题。然而，就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岛田的发言提示了中国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