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际舞台风云变幻，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跌宕起伏。近期，人民论坛开展多轮次公众问卷调查，组织相关领域200余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对1200余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并参考近年来社会思潮演变趋势和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综合评选出2017年受关注程度较高、现实影响深刻的十个重大国际思潮。

2017年国际重大思潮的演变态势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跻身政治舞台中央。在2017年欧洲各国大选结束后，尽管最终依然是传统中间党派击败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民粹主义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或速度进入了国家议会或政府。在德国，选择党赢得592万张选票（得票率12.9%），比2013年大选多了将近450万张，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这是二战以后首次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在法国，尽管玛丽娜·勒庞没能当选总统，但以“国民阵线”和“不屈法国”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都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到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奥地利，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仅比第一大党人民党少4个百分点，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党。民粹主义政党在冰岛、捷克等国也都取得历史性突破，跻身本国政治舞台中央。

分离主义思潮在欧洲多国抬头，引起连锁反应，对欧洲造成了强烈冲击。2017年对于深陷多重危机的欧洲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分离主义威胁着欧洲的稳定与发展。2017年3月英国上议院通过“脱欧法案”之后，苏格兰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便宣布：希望2018年再度发起全民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继续留在英国。与此同时，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也声称希望北爱尔兰能进行独立公投。法国科西嘉岛的“自由科西嘉”党领导也表示，苏格兰独立公投激励着科西嘉争取独立，科西嘉也将谋求类似的独立公投。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公投则是欧洲分离主义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行动，尽管公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对意大利、比利时国内分离主义的影响不可忽视。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欧洲多国引起连锁反应，对欧洲造成了强烈冲击。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欧盟近年来遭受的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主权债务危机等因素进一步助推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

欧美种族主义在难民危机和民粹运动中复苏，“身份政治”沉渣泛起，群体间的矛盾对抗表现更加激烈。难民危机是欧美种族主义复苏的刺激因素之一，其给被移民国家带来巨大的道义与社会经济压力，原本属于欧美国民的设施和福利被难民占用，引起很多国家国民的强烈抗议，导致被移民国家出现排斥难民的种族主义。2017年2月，欧盟领导人发布应对难民危机的计划，其一便是如何阻止难民走地中海路线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以及提升欧盟遣返难民的能力。除难民危机外，民粹运动也为欧美种族主义提供了温床。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引发了有利于极端民粹主义的集体安全感的缺乏等情绪，进一步刺激了种族主义的高涨。种族主义在美国也卷土重来，2017年夏罗茨维尔骚乱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关注，其实质是一起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引发的大规模恶性暴力事件。

中东极端恐怖主义肆虐和泛滥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国际反恐斗争仍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极端主义思想根除不易。2017年“伊斯兰国”（ISIS）大势已去：其所谓“首都”拉卡被收复，其首领巴格达迪被击毙，人员死伤惨重，独立的军队和行政体系遭解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崩溃是国际反恐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近年来中东极端恐怖主义肆虐和泛滥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反恐斗争仍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极端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伴相生，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中的一大毒瘤，威胁着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安宁生活，“伊斯兰国”的孕育、起势和发展即是明证。今天，“基地”现阶段的式微、“伊斯兰国”“国土”意义上的覆灭，尚不能理解为二者在组织形态上的灭亡，极端主义思想并未随之未烟消云散。滋生极端恐怖主义的土壤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而一些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则刺激了极端恐怖主义的发芽，其发展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若要根除，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逆全球化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全球多边事务合作进程受阻，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未来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2017年，逆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合流，产生了更大的“感召力”。在这个复合叙事结构中，本国或本民族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受损者或被剥削方，承担了全球化分配不公的损失，而外国或其他民族成为了依仗全球化的加害者或剥削者。一些政治人士借此号召采取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或孤立主义等内顾型举措，将逆全球化由思潮变为政策，如频繁发生的滥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人口跨境流动的排外主义政策，以及退出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多边主义合作等。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退出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得全球多边事务合作进程受阻。

国际社会重大思潮激荡的潜在风险

民粹主义的上升将凸显并加剧欧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裂痕，其活跃导致欧洲国家政治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传统主流政党优势地位下降。在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都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差纪录，而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在荷兰，共有13个政党进入议会，是二战后进入议会政党数量最多的一次。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欧洲各国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原有的“共识政治”正在被打破，有向“对立政治”和“极化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同党派、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裂痕加剧。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发展同样导致各国在民主、法治等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层矛盾逐渐凸显，为国际交往带来了不确定性；民粹主义外溢到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将对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扩散化的分离主义思潮或危及地区和国际稳定，国内分裂分子可能受到鼓动。对欧盟而言，日渐泛滥的分离主义运动若不能被有效遏制，将挑战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极大阻碍欧盟在对外行动上的一致性，使其作为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在世界范围内，冷战后结束后，一些国家内部曾长期被抑制的民族种族矛盾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迸发。冷战后的分离主义势力显示出一个共性，即多民族国家一旦开始照搬、嫁接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分离势力往往会趁势做强、做大。受到欧洲分离主义思潮扩散的鼓动，中国内部潜藏的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分子可能假借追求民主政治的名号，趁机开展分裂国家的活动，动摇国内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种族主义思潮激化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或将影响政府的合法性。目前，由于非法移民的涌入，充沛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资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应声涌现。这些政党反移民、反欧盟的主张获得了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种族主义成为重塑主流群体认同的工具。近年来，西方的新种族主义中存在一种“逆向歧视”的倾向，即主张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照顾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这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不公平的定额制，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长远来看，体制内的约束力量并不能阻止种族对立和身份政治动摇政策的合法性乃至政府的权威性。披上种族主义面纱的身份政治，让每一个群体都心安理得地追求偏向自身利益的政策安排，公民个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群体行为放大，群体间的矛盾对抗表现更加激烈。政府一旦不能满足其中一方的利益需求，政策乃至政府的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

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仍有死灰复燃的风险，应警惕极端势力的分流回流。“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准国家实体已不复存在，但极端分子伺机而动、负隅顽抗的可能性极大，极端主义思潮依旧有死灰复燃的风险。过去一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盘被极度压缩，开始采取分流、回流、转入地下活动的策略，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区域发动恐怖袭击，搅乱国际安全秩序。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斯兰国”大本营的持续空袭，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伤亡，激发了生活在西方国家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悲情”效应。虽然各国高压打击，但极端主义威胁仍然存在，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在土耳其、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中国虽然没有面临极端思潮的直接威胁，但极端主义思潮与网络新媒体的结合，强化了极端势力的影响与威胁，中国应警惕极端分子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泛娱乐化思潮冲击主流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有可能成为操控公共话语的主导力量。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泛娱乐化带来的是价值立场的混乱和无价值的狂欢，可能冲击公众的理性价值判断，瓦解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道德沦丧、伦理缺失。美国的媒体人也对美国的泛娱乐化倾向直言不讳。反观中国国内，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冲击和互联网技术的强力助推下，娱乐化倾向也逐渐膨胀：花边新闻层出不穷、直播表演露骨出位、戏说恶搞屡见不鲜……当严肃的历史和政治议题被泛娱乐化思潮绑架，其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态度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应对、化解各类风险的战略举措

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成功”会起到示范和鼓励作用，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互联网民粹事件集中发酵。未来两年欧洲和拉美多国即将进入大选，西方民粹主义势力可能会有增无减，中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公众受到西方民粹思想鼓动，造成网络民粹事件集中爆发。首先，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带来稳定。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盛行与人民群众线下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足有关，这种不足造成了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存在线上和线下发展不匹配不均衡的现象。其次，用完善的法律划定网络行为的边界，寻求言论自由与遵纪守法之间的平衡。既要打击造谣传谣、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也要保证网络空间活力不减。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用主流价值观念涵养中国公众的精神气质，以此压缩网络民粹主义行为存在的价值空间。

分离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又有新的因素刺激，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被长期压制的民族种族冲突逐渐释放，加之欧美国家肆意干涉、破坏他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近期难民涌入、恐怖主义和债务危机等新因素刺激，让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首先，要防止分离主义思潮扩散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整体动荡不安。其次，已经遭遇分离主义危机的欧美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妥善评论、谨慎对待其他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分离主义问题，停止肆意对外干涉，尊重他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摒弃在分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避免不当言行进一步激化本国分离势力。

走出种族对立的身份政治框架，切实提升全球化背景下移民问题的治理能力。不可否认，2017年的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让欧美国家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社会危机集中爆发，但难民和移民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回避了利益分配优势方应付的责任，对应该通过治理解决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敷衍的解决方案。欧洲的难民危机及继发的种族对立反映了难民和移民问题的治理困境，国际社会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深化应对全球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机制。原有的移民问题治理深度不够，很多会议机制流于表面形式，造成了民族国家、区域组织、国际社会沟通互动不足。其次，减少国际法和国内法冲突，让国家治理难民的行动不再失范。虽然国际社会推动形成了关于难民保护的若干公约宣言，保护其作为平等的个体自由迁徙的权利，但难民的流入国出于安全考虑则会限制其大规模进入。最后，建立统一有效的甄别机制，识别非法移民和极端主义势力。如果将大规模涌入的种族定义为难民，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国家无权拒绝，但如果定义成移民，则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政策加以限制。

国家贫困和世俗教育缺失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温床，需要综合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手段，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目前来看，国家贫困和教育缺失是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温床，大国的不当干涉激发了伊斯兰国家民众的反美、反西方情绪，让没有工作、教育缺失的青年人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高发人群。因此，在推进国际反恐斗争的同时，着手解决地区争端，减少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改善贫困人口收入状况和就业状况、提高世俗化教育水平，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道。大力清除极端主义的思想教育根源，必须要促进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推动对伊斯兰教经典的和平解读和理解，隔断极端组织与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歪曲理解，塑造伊斯兰教良好的正面形象。

逆全球化思潮由理念逐渐转向政策和行动，中国应积极宣传回击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国方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反而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刺激了发达国家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已走向现实化、政策化，中国应该积极宣传回击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首先，引导公众理性认知全球化过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它存在诸多不足，但其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传播、扩大了国家间交往。全球问题并非内生于全球化，反而多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予以解决的问题。其次，积极采取行动应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表明，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动力。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的责任担当。中国应大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发言权；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和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

（执笔：刘明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