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柴窝堡湖，对于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人来说很熟悉，绝大部分人会联想到辣子鸡、大风车、天山雪蟹等。南来北往的人们经过柴窝堡时，看到的是面积不小的湖泊与树林，还有颇具规模的辣子鸡一条街。与其它公路沿线聚居点相比，这里的树林要茂密一点，商业气息要浓厚一些，仅此而已。至于其它方面的事情，人们一般是很少去深究的。

2003年5月，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整合柴窝堡地区多头管理的事业单位，成立了以柴窝堡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机构。其目的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践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自管委会成立以来，新疆亚心景观规划设计院就一直参与该地区旅游策划与规划。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柴窝堡人文背景资料汇编，旅游资源调查报告，柴窝堡风景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知青苑修建性详细规划，林海沁园修建性详细规划和辣子鸡一条街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系列基础工作。

通过旅游资源调查和规划编制工作的逐步深入，使我们对柴窝堡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随着认识的加深，很多不被人们注意的现象和难以解答的问题也随之增加，如乌鲁木齐地区为什么只有柴窝堡湖岸边有细石器遗址？湖东岸有规律排列的巨型封土堆是不是古人遗留的墓葬？如是墓葬又是什么时期的？这些墓葬与北部山区散落分布的上百座石堆墓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些墓中的古人与白杨沟深处的那比依岩画有关系吗？除了大量的墓葬还有没有其他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些墓葬透露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这些是我们在规划编制工作之余，经常探讨并想得到答案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得知，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边发现了两处细石器遗存点。与内地细石器比较，柴窝堡石器遗存具有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特征。这意味着柴窝堡湖畔在8千－1万年前就有早期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用着原始的打制石器，刀耕火种，留下了文明。柴窝堡新石器遗址是乌鲁木齐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

柴窝堡白杨沟内阿格巴衣沟的最深处有那比依岩画。大约产生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期，是古代西域先民的氏族社会时期。

柴窝堡湖的东北有大型古墓葬群。60多年前，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经在这里进行过考古发掘，古墓中出土的黑陶瓶与中原地区的造型、风格类同，时代判断为战国前后。

距柴窝堡不远的乌拉泊水库南岸，有战国西汉时期活动于此的车师人的文化遗存。

天格尔山深处的阿拉沟，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南疆铁路时，曾发掘竖穴木椁墓7座，是塞人、车师人的文化遗存。

柴窝堡附近的盐湖南岸，分别有一座唐代和元代古墓，埋葬的是唐元时期的戍边战将。

在柴窝堡境内有三座烽火台遗址，分别是乌拉泊、化肥厂、盐湖烽火台。想当年，位于丝绸之路白水涧道上的柴窝堡也应该是商旅不绝，驼铃不断，应证了唐代诗歌所描述的“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历史情景。

柴窝堡的西部，有名声显赫的唐轮台古城遗址，东边还有白水镇遗址。在大唐盛世时，轮台古城中有高仙芝、封长清和岑参等人的活动身影，他们穿梭于轮台－交河之间，柴窝堡厄守其中，肯定也有他们的零星足迹。岑参在此处是一路高歌，唱出了边塞讨歌的最强音，以至于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回绕在雪海边的袅袅余音。

清代《西域图志》中明确记录有柴窝堡驿站。随着岁月的流失、时代的变迁，驿站遗迹已不复存在。

拂去岁月的尖埃，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很深厚的柴窝堡。柴窝堡湖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水的湖泊，这荡漾的湖中之水曾养育过古代游牧先民。塞人、匈奴、月氏、乌孙、车师、柔然、突厥、蒙古等这些驰骋在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先民也应该饮马湖边，在此迎送过日出日落！

上述柴窝堡人文背景中，比较特殊的是与之一山之隔的阿拉沟。它是天山山脉中间的一条山沟，位于吐鲁番盆地托克逊县西南，居托克逊、乌鲁木齐、和静三地之间。循阿拉沟西行，转南经巴仑台可抵焉吉；折向西北，可达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河；北走，有河谷可通乌鲁木齐，走山间牧道可直达柴窝堡湖，行政区划现属达坂城区。在南疆铁路工程阿拉沟工区基建施工中，发现了大片古代墓葬群，自治区博物馆原考古队于1976—1978年，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区，先后清理、发掘了古代墓葬85座。其中1976—1977年在鱼儿沟车站东、阿拉沟河谷西岸发掘的4座竖穴木椁墓，其墓葬形制、葬式、随葬文物均自成风格、别具特点，与该地其它墓葬不同。由于铁路工程施工，墓葬封土都已破坏。从残留痕迹分析，原来地表都留有块石封堆，大小不等。石堆呈圆形，直径约5.5米，高出地面约0.5米，四周围以卵石，成矩形石垣。石垣长14.5米，宽11米。4座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基本为东西向。

其中编号M30墓室，死者为较年轻的成年女性，出土器物金器数量较多。

有虎纹圆金牌8块，直径为5.5－6厘米，厚约1毫米，重15.72－21.25克。图案为老虎形象，虎头微昂，前腿举至颌下，躯体卷曲成半圆，后腿翘起，通体构成圆形。虎头向左的5块，向右的3块，模压成形。在金牌内侧，出土时曾发现黑灰，原来似附于木质或皮质物品上。

对虎纹金箔带4件，以其中一件为例，长26.5厘米、宽3.5厘米，重27.75克。在金箔上捶压出对虎踞伏的形象。虎口微张开，前腿平伸，后腿翘起，尾卷曲，两端各有一小孔。

狮形金箔1件，长20.5厘米、高11厘米。捶压出狮子形象。狮作跃起状，尾上穿一小孔，出土时尾及后腿部分压裂成数片。

还有兽面金饰片7件，六角形金花饰片6片，菱形花金饰片3片。此外，4座墓内还出土数量相当多的圆形及柳叶形金泡饰片。相当数量的矩形金箔饰，树叶形金饰片和金丝等物。螺旋形金串饰33件。金钉1件。小金杯1件。银牌7块。方座承兽铜盘1件。

天山中这类竖穴木椁墓，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一批新资料。

出土的方座承兽铜盘，同类器物过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曾有所见，被认为是塞人的文化遗存。汉代以前，据历史文献记载，新疆曾有塞人活动的记录。

有关墓葬的年代，可以确定在战国到西汉这一历史阶段内，金质野兽纹饰牌、饰带，具有比较显明的早期文化特征。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14C实验室两次测定，一次经过树轮校正年代测为距为2345±75年，另一次2040±95年，大体上都在2000多年前，与出土文物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基本一致。

这批墓葬规模较大，以M30为例，仅墓室竖穴土方量即达100多立方。木椁高近1米，墓内填石大小相差不多，比较整齐。填沙也比较纯净，说明均曾经选拣。墓室上部又有大量的堆石、石围，营建这样的墓葬，非一般平民所能负担。

墓内随葬物品也较珍贵，丰富。还以M30为例，虽遭破坏，剩余随葬物还是不少，金器尤多。其它尚有银器、铜器、漆器、丝织物和珍珠、玛瑙等。其它三墓，破坏虽然更严重，但混于填土中的金质物品还普遍见到，足证这些墓葬，是当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墓葬。

墓葬内普遍出土的马、羊骨骼和小铁刀，颇能说明畜牧等已有所发展。陶器的普遍存在，说明人们已有相对的定居条件。M30发现的菱纹链式罗西汉之前就有，说明当时内地的纺织珍品已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阿拉沟。

阿拉沟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虎纹圆金牌、虎纹金箔带及其它金器出土于一位地位很高且较年轻的成年女性墓中。如果与传说中的西王母对应，相吻之处非常多，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历经了两次演化。汉代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西王母居住在西方玉山（又称昆仑山）的石洞中，是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人们把西王母神话传说和周穆王西游、汉武帝西征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西王母形象人格化、神化传说故事化，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神话传说的西王母形象是逐渐完善起来的，并且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山海经》中，她是一个穴居善啸、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在《穆天子传》中，变成了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熟谙世情的妇人。在《汉武帝内传》中，又变成了一个年约三十、容貌绝世的女神。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西王母的描绘，称她是“瑶池金母”。

周穆王与西王母演绎了一场浪漫爱情，一直被人们所流传。故事非常优美，以致许多地方都要将这一故事的发生地移植到本地，从而出现了许多的“天池”。除天山天池外，还有长白山天池、贵州安妲县天池、甘肃文县天池、台湾台北县天池、山西宁武天池、江西庐山大小天池、浙江临安县天目山天池、浙江德清县天池山山顶天池、江苏吴县天池山山腰天池。以上并称华夏十大天池，它们均称天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湖泊海拔位置高，给人以临天之感。但是十大天池中，除天山天池外，均与穆王西游方位不合，均可排除在外。

然而，天山天池并不是西王母与穆天子会晤处的唯一候选。在甘肃弱水一带，其山上建有西王母石室、昆仑山祠，有人即以此为证。而酒泉太守马岌却上书圣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此山也，足见此父母官为本地争名的胆识。天池所属之争，争出一个问题：古时的昆仑山在哪里？的确，历代的史学家对《山海经》中的昆仑、舂山，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地名、山名都是人们杜撰的，所传公认即成事实，而古今地名之变，例子是很多的。在古代，昆仑被誉为“地之中心”、“万山之祖”，任何高峻雄伟之山均可能掠其名而代之。以现在昆仑山之遥，在三千年前，交通十分不便时，穆王能几度莅临，实在难以想象。而天山与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连之，如清代《新疆图志》所称：新疆之山“自葱岭而东分两大干，汉书谓之南北山”，南山为现昆仑，北山为现天山。因此，以昆仑山总称南北二山，在当时也是可能的。所以天山天池被公认为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衍化出许许多多的其他故事。

纷繁庞杂的传说和记载，形成了一个一直萦绕在古今学人脑际间的问号：姿彩多异的西王母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

清人翟灏和赵翼认为，西王母其实是由地名误会为人名。《尔雅》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大戴礼》有舜帝时西王母献白玉琯的记载。《山海经》及《汲冢周书》等皆因《尔雅》有“西王母”三字，遂造为其状如人或穆王西巡等神话，竟成典故。准此，西王母信仰缘起于对一边远地区称谓的错解发挥，其后以讹传讹，递相增益，使子虚乌有的“西王母”的形象和事迹愈益鲜明丰满，最终形成了广泛的民间信仰。但是反对此说者指出：《尔雅》是汉初学者缀缉周秦诸书编成，而《山海经》的最后成书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战国，因此不存在《山海经》反过来在《尔雅》记载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编造的可能。

今人丁山先生亦认为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而非《尔雅》，其“西”表示方位，“王”有“神”义，“母”是“貘”之音假，貘即豹的别名。所谓西王母，犹言西方神貘，从《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居处、形状和服饰等的记载来考察，当为西方貘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山海经·西山经》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谓貘族所建立的图腾神祠在玉山之上；《大荒西经》说“有人”，谓图腾神像与人相似；《西山经》说“豹尾虎齿而善啸”，谓图腾神像虽然具有人形，却还存有其本来面目和特征。至于《西山经》、《大荒西经》俱云“戴胜”，这是附加在图腾神像上的服饰，以显示其威严。此类似人非人、半人半兽的人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奉以为宗神，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豹图腾的本意渐次消亡。一方面由于名词的误解（“母”字的女性化）与无意的附会，使之在民间传说中演变为黄帝的后妃“貘母”；一方面还保存其本来面目而演变为西方的山神。同时与燕齐方士服药求仙的方术结合，转化为汉代长生不死的女仙（《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

除丁山以外，学术界中以西王母为部族图腾神的相似见解还有不少，并就该部族的历史年代与活动区域等问题进行探讨。有些人以“瑶池”为线索，落实地点为今新疆阜康或甘肃酒泉；有人以“玉山”为线索，认为应在今新疆和阗、墨玉一带；此外亦有以祁连山区域一言以蔽之的。关于这个以虎或豹为图腾神的神秘部族的历史年代，一般多以为是商周时期，但也有推前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并认为这个西王母部族是中国最早的有关“女儿国”的记载。

不过，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和周边遗留文物古迹推断，天山天池直到清朝的中晚期才被开发利用。在周穆王时代，天山天池应该是深藏在大山之中，凭当时的交通条件，周穆王是不可能到达的。

柴窝堡湖位于天山山间盆地之中，扼守在南北疆的交通要道上，虽然历史文献很少记载，不过从湖周边遗留的大量历史痕迹进行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它曾经拥有的辉煌！从1万年前的人类早期文化，一直延伸到现在，脉络清晰。在雄伟的博格达山映衬下，柴窝堡湖给人的感觉是很普通的，特别是天山天池现在与日俱增的火爆，更让人们对它不屑一顾，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阴影效应吧。在当今的眼球经济时代，只要有可能，谁都希望能够贴上“西王母”、“瑶池”等历经千年的文化标签。在如火如荼的“瑶池金母”热中，柴窝堡湖显得是那么冷静，如同高深莫测的智者，以平常心对待嚣喧浮躁的世俗，维护平凡而高贵的尊容！

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