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九大报告精心设计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具体发展内容，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内容涵盖了乡村的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明等诸多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方向、目标的调整，而且还是发展观、方法论的调整,是国家治理水平的进步。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培育乡村的内生性发展力量

乡村振兴是“生产力导向”，也是“问题导向”。它需要切切实实解决各地的乡村凋敝、乡村破败、乡村污染等难题，需要为各地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益。一方面，各个地区的情况、表征迥异，相关的政策、制度不能搞“一刀切”，要允许农民、村干部以村情为基础、以“生产力”为标准，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大胆探索自己的乡村振兴之路。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政策、制度等方面检讨一些一致的成因，需要重新划定乡村“生产力”的底线。面源污染等“不振兴”现状在各地高度相似，是普遍现象，由此必然存在一致性的原因，正是它们破坏、肢解了乡村的发展潜力，导致30多年来多数乡村难以跟上国家快速发展的步伐。

乡村“不振兴”的原因非常复杂。从发展经济学视角，也可以认为乡村振兴存在发展的要素缺口，包括资金缺口、劳动力缺口、技术缺口、人才缺口、资源缺口等，这是经济学家很容易联想到的分析思路，政策也容易以此为依据，迅速制定出乡村振兴的各种针对性政策。缺资金，政府财政下沉、专项拨款；缺人才，政府动员城市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大学生下乡，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如此等等。但是，一旦外部政策、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输血停滞，则表面“振兴”的村庄可能会被迅速打回原形。所以，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培育乡村的内生性发展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进步。

没有组织，尤其是没有产业组织，所有要素都没有实际意义

乡村未能振兴的关键原因，并非缺少资金、技术、劳动力，更不是缺少农业资源，而是缺少最为关键的组织。从系统论角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乡村，其功能性的持续退化、恶化，主要原因不是要素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正是组织要素的瓦解、匮乏，才导致了乡村“不振兴”。3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无组织的乡村，在失去了“统一经营”的乡村，资金、技术、劳动力、人才等要素，都不可能全面展现其积极的力量和前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总书记的讲话可谓一针见血。今天的乡村振兴，主要不是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缺的正是“组织振兴”。没有组织，尤其是没有产业组织，所有要素都没有实际意义，发展基本就是空话。

组织，显然不同于分散、无结构性关联的农户经营，它是一种农民的组织、农户的组织。涵盖了乡村的生产、销售、服务诸多方面。并且，这种组织首先是为农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外部资本服务的。只有农民的组织，才可以将组织化的成果为农民分享。

有了优秀的乡村干部，就会有坚强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就会有合作社、集体经济，这是一种内生性发展力量的孵化和成功

实现乡村振兴、组织振兴并非一般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而是路径创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烈体现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来自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西西沟村的申纪兰，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又或是今天的贵州麻怀村的邓迎香，这些优秀的乡村干部，是实现乡村农民组织化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其逻辑是，有了优秀的乡村干部，就会有坚强的乡村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就会有合作社、集体经济。并且，这些村庄的成功，往往是一种内生性发展力量的孵化和成功，它们一般不依赖政府财政，不依赖乡贤捐赠，甚至还可以不依赖政府的农业补贴。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力量非常强大、非常可持续，完全可以让村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重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和成功之路。各级党委、政府，应该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优秀乡村干部的培养、遴选上下功夫，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上下功夫。如此，乡村的“组织振兴”就可以水到渠成，合作社就可以方兴未艾，集体经济就可以不断壮大，村庄就可以由乱而治，面源污染就会逐渐消失，乡村振兴就可以步入真正的康庄大道。

（载自2018年5月7日《南方日报》，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