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产生的历史与逻辑为视角

对传统农业在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营模式与生产方式上的现代化改造、生产主体方面塑造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新型农民，这三个方面正体现出毛泽东对传统农业进行全面改造的三重维度，即：社会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纲要》的形成过程正是毛泽东对传统农业的全面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将农业十七条修订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这个草案，后经几次修改，于1960年4月由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纲要》的制定有着多重的历史意蕴：一是接续了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设想和延安时期“组织起来”的区域农村治理实践，致力于传统农业[1]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二是顺应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以“全面规划”为历史起点，以“组织起来”为核心，将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以发展规划的形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三是为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之后的农业发展提供远景规划和具体措施，形成了毛泽东较为完整的农村治理思想。因此，它是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发展历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考察《纲要》产生的历史和逻辑，对于完整把握毛泽东对传统农业的全面改造思想和历史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农业的两个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新思想。1954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写道：“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2]在1955年7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又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3]毛泽东设想，“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4]。此外，在《纲要》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要实现技术革命，就必须使农民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和知识。因此，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提出，“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5]。

综上所述，对传统农业在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营模式与生产方式上的现代化改造、生产主体方面塑造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新型农民，这三个方面正体现出毛泽东对传统农业进行全面改造的三重维度，即：社会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纲要》的形成过程正是毛泽东对传统农业的全面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农业生产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一五”计划与《纲要》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改组，人民政府通过中财委对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领导，恢复了城乡经济交流，合理调整了工商业，实现了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医治了战争创伤和旧中国长期的通货膨胀等经济痼疾。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中央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1952年国庆之际，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6]。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提出来要开始着手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7]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就开始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的以“一化三改”为中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一五”计划虽然以重工业为重心，但同样对农业的发展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划[8]。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全面开展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包括商品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在内的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增产要求，粮食和农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粮食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成为关键。正如陈云所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9]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无法在短时间内增加产量，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以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毛泽东推进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尽管统购统销实现了国家在流通领域对粮食的控制，但只能解决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只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因此，国家必须介入农业生产，制订农业发展计划。从内容上看，“一五”计划中的农业部分，论述了发展农业作为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数目，以及农林牧渔业的生产计划及具体措施;指出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即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并规定了“一五”期间合作化的计划指标。在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措施中，除了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贷款之外，还提出了十三点具体措施，包括推广新式农具、兴修水利、增施肥料、开荒、精耕细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这些和《纲要》中的农业增产措施大同小异。

然而，《纲要》和“一五”计划却有两点明显不同。第一，“一五”计划的主体是国家，而《纲要》则主要是向农民提出并且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毛泽东指出，《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中去写[10]。第二，“一五”计划主要讨论了农业生产部分，并没有集中地对农村建设、农民生活部分进行规划，而是将农村的基本建设放入了运输和邮电部分，农村商业也归入商业部分，文化教育放入了科学研究部分，农民生活改善放入了全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部分。也就是说，“一五”计划是对国家建设的各个门类进行的纵向的整体的计划，与《纲要》对农村工作的横向的具体的规划不同，二者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认识到“一五”计划和《纲要》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纲要》是国家整体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部分，农业正是通过《纲要》的形式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的。

二、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纲要》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重要环节，其制定“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高潮形势下提出的”[11]，主要内容可分为合作化、农业生产和农村各方面工作的规划三部分。从整体来看，《纲要》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合作化、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的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自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便明确了党的目标就是“一化三改”，“一五”计划和各领域工作计划的制定以及措施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具体到农业、农村方面就是以“组织起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而《纲要》正是这一战略的文本体现。

对于国家、合作社来说，计划或规划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然后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实施。早在1951年12月毛泽东转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时候，就要求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2]。决议批判了落在生活后面采取消极态度对待互助合作的尾巴主义和超越生活条件可能性的冒险主义两种性质的错误倾向，要求党委和政府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经常研究和及时地指导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生产计划、供给、运输和销售的事宜[13]。

农村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城市工作方面。这时，有些基层党员干部想当然地认为，不用领导农民自己就可以把生产搞好，“人们已能单独生产致富，劳动互助组应该自行解体”[14]。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批评了轻视农业合作化作用的思想倾向，认为脱离合作化而“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15]。同时他指出，农业生产互助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开展农业互助合作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同时赋予了基层党组织新的目标和方向，使农业生产以新的组织方式精耕细作、发展副业。另一方面，这一决策还批驳了“生产到顶”和农村工作没有前途的错误观点，避免“发家致富”口号下产生买地卖地、雇工和放贷导致的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决议和《纲要》中都还指出，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人民政府、公营工业和国营农场要支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统筹协调各经济部门之间工作以便更好完成合作化方面，党和政府的规划起到了明显作用。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关于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的观点。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指出“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16]。毛泽东接着在七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中进一步提出全面规划的内涵：在层级上分为省、县、乡、村、社级的规划，不同地区的合作化要有不同的发展速度规划;在内容上应当包括合作社的规划、农业生产的规划和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17]。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是一种全面的总体规划，实现合作化、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是其总体战略目标。其中，合作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基础，农业发展是巩固合作化、改造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条件，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是推动农业发展、合作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它们是互相推进、互为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点，因此在制定《纲要》时进行了全盘考虑，并抓住了“组织起来”这一关键点，以合作化为中心、合作社为组织载体，通过规划实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改造。

1955年11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对于合作社的建立、整顿、巩固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对合作化的进度和农村的生产、管理、政治文化都作了原则安排，并要求地方党委和乡村都要因地制宜地拟定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全面的、长期的生产规划，同时也要求国家的财政、经济各有关方面，对合作化予以支援[18]。可见，毛泽东不仅将农村工作看作各方面互相联系的综合体，而且还将农业发展置于整个国家建设的框架之中，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促进，尤其是加强工农联盟，增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这一综合治理思想充分反映在《纲要》之中，也是国家计划在各部门之间协调作用的体现。

三、由经验规划上升到战略构想：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纲要》

在毛泽东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后，各地党委根据这一方针在传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同时，纷纷讨论合作社进度的规划和农业增产的方案。随后，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大量转发了湖北、辽宁、广东、热河、青海、安徽、黑龙江、河南、浙江、甘肃、河北等省省委这方面的报告，并要求其他地区也制定计划报告中央。期间，毛泽东要求“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19]，将批复这些报告的权力收至中央，通过快速大量批转各地规划经验以推动合作化的“大发展”。毛泽东还让各省市区党委“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20]。1955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报告时指出，“这个报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并要求各地“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21]。这里反映的是毛泽东对农业的规划从单纯的合作化进度扩展到农业生产领域，其中不乏涉及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和《纲要》所共有的特征。

《高潮》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的批转文件集，关于编写的最初目的，他在第一篇序言中写得很明确。一是批判合作化运动中党内的右倾和消极思想。他认为很多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22]。二是书的原名《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透露出其主要目的在于给基层党组织办合作社一些经验指导，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希望通过基层经验的推介，使农村党组织改进领导质量和计划性，调动起农民的合作化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并从总体上明确合作化与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毛泽东在第二篇序言里所说的“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也正是《纲要》所要展示给农民的远景[23]。这一远景虽然以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为中心，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对于农民的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项要求都做了规划”[24]。

《高潮》和《纲要》基本上形成于同一时期，文本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潮》中有20篇关于规划的具体经验，其中县乡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6篇，合作社长期的生产规划9篇，年度生产计划4篇，财务收支计划1篇。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全面规划”的实践案例，而《纲要》则是这些局部规划综合和提升后所形成的农业发展战略。

在为什么要制订规划方面，《红星合作社的生产规划》中提到：(1)现有的生产内容不能满足合作社发展生产的需要，劳动力有了剩余，必须增加新的生产内容，以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出率；(2)合作社规模的扩大，领导合作社不能只靠月、季、旬、日的短安排，管理上必须有长期建设、发展生产的观点，以减少因安排不当而导致的窝工和劳动力浪费；(3)改革农业技术，发展多种经营，挖掘资源潜力，改良土地水利等措施都需要总体规划；(4)把农村经济和国家计划统一起来，把短期计划和长期建设结合起来，给农民指示了生产方向和建设远景[25]。《平顺县的全面规划》中也指出制订规划可以使合作社有计划地进行生产的同时，又把农业生产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26]。

在规划的内容方面，毛泽东在推广《沂涛乡的全面规划》时写道：“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1956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27]。《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两篇重点推介的是兴修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的规划。《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较为全面，其中在互助合作运动的计划中不仅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还有供销社、信用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了全县农业增产的具体任务，制定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土保持计划，还有农具改革和生产资料供应的计划;还制定了该县的农村文化教育规划。曲阜县陈家庄合作社规划了扫盲和社员文化福利事业，建立图书馆俱乐部、农忙托儿所、诊疗所和公共卫生设施等[28]。广宁县江布乡红星社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尤其重视老农经验)，不仅抓住了农林业生产，还大力发展了水利厂、腐竹厂、石灰窑、养猪、养鸡等副业生产，成为发展多种经济的典型[29]。多种经营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这也是毛泽东在《高潮》一书中极为强调的。“精耕细作、多种经营”构成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重要内核。以上这些措施保障了农业产业的良性发展，这是《高潮》和《纲要》对农业发展“全面规划”的重要体现。

生产规划对农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农民思想的改造等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根据《高潮》书中的记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给合作社和广大农民指出了发展生产的方向，明确了建设目标，消除了“生产没出路”、生产到顶的情绪，把合作化的高潮引向了生产高潮；(2)充实了合作社的生产内容，使合作化和改革技术扩大生产结合起来，克服了浪费劳动力、畜力的现象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人多活少”的局面，提高了农民合作化发展生产的积极性；(3)把国家的五年建设计划对于农业的要求具体布置到了村，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建设进一步地联系起来；(4)干部树立了长远建设思想，提高了干部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5)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习惯，更好地进行劳动备耕[30]。因此，制订全国农业的发展纲要是极为重要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纲要》的所有内容和措施都与《高潮》直接相关，《纲要》是关于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高潮》中的案例则是这一战略的实践经验和做法，两个文本共同勾勒出毛泽东心目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轮廓，而这种战略加经验的“骨肉”结合方式也更便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操作。

四、毛泽东全面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

传统农业，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般是指那种生产要素传统、生产方式长期不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所依靠的技术也是农民依靠长期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耕作经验积累而成的。毛泽东所要改造的传统农业，不局限于这些方面，而是包括了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制度和农民生活方式在内的复合性概念。可以说，毛泽东所要改造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整体，既包含生产力层面，也包含生产关系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和劳动工具等生产要素较为落后和传统，加之经过长期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军阀混战以及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农业农村严重凋敝。对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要在组织上走合作化的道路，更要在充分发挥传统生产要素效能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包括现代的农业技术、机械化农具、化肥、农药，培养具有现代生产技术和知识的农民。这些方面被毛泽东概括为社会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尽管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国民经济短时间得以恢复，但如果不设法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就难以实现农村面貌的根本改观。

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运动不仅解决了部分小农的生产困难，而且把农民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进行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农田基本建设，使传统生产要素发挥出最大潜能。更重要的是，诸如拖拉机等新式农具、现代农业技术(新品种和新耕作技术等)的引进，农药化肥等的大规模使用，在当时必须以合作社为载体。其原因，一是个体小农无力购买拖拉机，二是种植面积小也不便于使用机械耕种，三是小农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性较高，而集体经营更便于将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也更便于引进现代生产要素。

在改造传统农业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模式、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定计划上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从“一五”计划、《高潮》到《纲要》的形成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全面规划的方式对传统农业进行的全面改造，这种改造将所有制上的社会革命、生产要素上的技术革命和生产主体的文化革命融为一体。全面规划不仅在于对合作化的推动，也在于通过计划分步骤、协调有序地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引进新技术和工具、塑造新型农民，这些都需要国家和合作社的全面规划。

首先，传统农民由于几千年耕作习惯的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靠经验吃饭，计划性不强。比如，《高潮》一书中有些农民认为做庄稼老一套，不计划也知道，“做田不能随人意，要到那天讲那天”[31]。因此改造传统农业，就要打破农民的传统习惯，依靠合作社这种新的组织载体，制订全面的生产计划。合作社的集体经营和核算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有了生产计划，本来赋闲的冬季也可以利用起来，合作社通过组织人力趁农闲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冬季积肥等，为农业增产提供了保障。

其次，实行生产改革的时候，比如水稻改制、旱田改水田、改种新品种等，往往遇到农民长期养成的习惯的抵触。有的农民提到新办法就不愿接受，认为“数十年没有经验过”。这种抵触的原因在于，新农业要素的使用与预期产量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小农对此抵御能力很弱。合作社集体经营则可以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打消农民的疑虑。

再次，农业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资本(物质)和劳动等传统意义上的要素，更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具有一定技能和知识的农民。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农村的文化、娱乐、教育以及卫生等工作并不只属于消费领域，也是对劳动者和农业生产进行的重要投资。《纲要》中的扫盲、移风易俗、开展农村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等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农村治理思想中对培养新型农民的高度重视。

此外，对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方面的投资，需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全面的配合才能实现，而《纲要》的制定也是统筹各方面资源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的尝试。农业科研机构可以因地制宜地研究、开发新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农业科技站和院校可以教育和培训农民掌握新的技能和知识。在推广新技术和生产要素时，国营农场的作用十分巨大，不仅可以直接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而且可以对农民进行示范、培训，教会他们新的种植技术和新种子、新化肥的使用方法。以上这些，都必须由国家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扫清农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后，小农经济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仍相差甚远。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使农村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并实现现代化，是毛泽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他力图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将农民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彻底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推动合作化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意识到全面规划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广各地制定生产规划的经验和案例，并思考在此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农业的发展规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演进逻辑中产生的，其内容上不仅包含合作化的规划，还囊括了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改进等内容，是一个使传统农业、农村、农民实现全面改造与现代化的规划，反映出的正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全面治理的思想。

注释

[1]由于毛泽东视野中对传统农业的全面改造实际上涵盖了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方面，因此，本文中的“传统农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农业经济维度，而是这三方面的有机综合体。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8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6]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7]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6页。

[8]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497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10]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12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1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14页。

[13]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9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75页。

[18]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第459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27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74—375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97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6页。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6页。

[25]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1页。

[26]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115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5页。

[28]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0页。

[29]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6—1018页。

[30]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387—388页.

[3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574页。

(作者尹胜，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朱春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