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由核心要义、基本前提、根本方法和精神动力构成的逻辑体系。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启示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一定要处理好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共同富裕与部分先富、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关系。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探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由来、内容特点，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共享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由来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有一个发生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受特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同理想、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都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对中国深厚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相结合。他在思想和理论上的任何建树，都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泽。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天下为公”“等贵贱均贫富”“富国利民”思想。追求公平正义、憧憬天下大同，已经积淀为中国民众广泛的社会心理，内化为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激励和鼓舞着历代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奋斗。近代以来，无论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之世”，都与这种思想文化一脉相承。这一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7年，毛泽东就发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豪情壮志，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还经常援引“大同”来比喻共产主义。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和主张，之所以能够将广大农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就是因为这些思想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与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又及时指出:“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点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为了激励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朝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前进，在民主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高度概括，又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通俗易懂，所以迅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过共同富裕的生活”成为了广大人民的共识。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中生长起来的。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规定官长和士兵的物质待遇一律平等，开启了供给制的序幕。随后的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党政军中，基本都实施了大体平均的供给制。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供给制是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实行的，由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可供分配的物质资料极其有限，远远谈不上“富裕”。但是，它从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体现公平公正的分配方式和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等生产关系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公平平等的理想追求，与压迫与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旧社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在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调动起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力量。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还一度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可见，这种体现着公平与平等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是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依据。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形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推翻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建立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所共有、劳动产品由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新中国建立后，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探索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共同富裕是毛泽东考虑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结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制定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接着，毛泽东又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使全体人民尽早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进行了艰辛探索。这种探索，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继承的一面，也有教条式理解的一面。如，毛泽东发展壮大公有制、注重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作为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毛泽东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分配形式上搞“一平二调”，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则脱离了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作了教条式理解。但无论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专门论述虽然不多，但透过其思想尤其是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已经构建了一个由核心要义、基本前提、根本方法、精神动力组成的逻辑体系。

首先，共同富裕就是“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这是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富裕的主体是指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全体人民；富裕的内涵不是毫无差别的绝对平均主义，外延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有。

共同富裕是各民族各地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农村与城市、内地与沿海、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由此造成了各相应地区人们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共同富裕问题上，毛泽东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他说:“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如果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既不利于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物的优势，必须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人民的一起富裕。毛泽东非常注意平衡地区差距，强调要实现各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上，他提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在内地和沿海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为内地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因此，“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思想，三线建设除了“备战”的目的之外，还担负有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线建设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只有这样，“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共同富裕不是毫无差别的平均主义。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对于平均主义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坚决反对，认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明确提出:“在工农生活水平、城乡生活水平之间，在不同工种、不同技术等级、不同地区的工资之间，一定的合理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应该避免不合理的过大的距离”。尽管这一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毛泽东多次谈到:“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因此，毛泽东主张的共同富裕是有所差别的，尽管“应该避免不合理的过大的距离”，但绝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就富裕的本义来说，首先体现在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因此，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关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共同富裕，不但包括物质生活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富有，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毛泽东认为:“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他甚至宣称，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同狗就没什么区别了瑏瑠。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精神富有同样是共同富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上，他往往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事业同时并提，反映了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特别提出，“要把精神多搞一点，艰苦奋斗多搞一点。”一方面，重视物质产品的充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注重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并发挥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力，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有机统一起来。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消灭剥削，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首要的、基本的前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只能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只有将生产力从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不断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

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首先必须改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保护下的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指出:“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新民主主义是对封建性生产关系的否定，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要么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工人和农民将重新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中去。他说:“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毛泽东坚信:“我们现在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将生产关系作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朝共同富裕目标坚定前进的根本前提。如在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的破产”。因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所谓的“单干风”。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诸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调整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反对特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等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观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达到共同富裕。

再次，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方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又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毛泽东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力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国家的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他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五”期间，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业，这些工业企业的建设，为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依靠科学技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仗，“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全面地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将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他说:“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尽管后来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一直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多次提出要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尽快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高度的思想觉悟不但是人民群众精神富有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如果“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既可以保证经济建设的共同富裕方向，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基于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工作、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精神。”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这是共同富裕的思想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三、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启示

共同富裕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我们党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四方面的关系。

第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注重通过一系列创造性实践活动来践行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毛泽东对于共同富裕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也是显而易见的。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是导致在共同富裕实践探索中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我们党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既要重视理论创新，又要重视实践创新，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因此必须要聚焦理论创新，增强理论的系统性、彻底性和时代性。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体现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发展观中最具根本意义的问题。共享发展理念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那就是由全体人民共享。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深刻阐明了共享发展的实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要把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规划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理念思想转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和行动，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不能少、一个不掉队，开创了共同富裕道路上实践创新的新局面。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共同富裕与部分先富的关系，实现根本目的与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实践告诉我们，共同富裕是目的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在物质生产力水平还不充分的条件下，期望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往往欲速不达、南辕北辙。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我们既要坚定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不动摇，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把最终目标与阶段性目标、普遍富裕与精准脱贫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不能是平均主义、同等富裕。平均主义则是在“公平与平等”的旗号下对那些劳动能力强、劳动贡献大的人的一种“剥削”，其结果必然“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特困群众、特困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拉美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对过大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国家也具备了解决贫富悬殊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因此，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党向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关系，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协调。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变革生产关系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前提。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摆在实现共同富裕优先考虑的地位，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一面，但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追求“一大二公”，使社会生产力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得到发展。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这一特点启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充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急于变革生产关系，那样只会欲速不达。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生产关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截止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因此，必须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突出位置，及时推进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体现在公平、法治、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后者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内容。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关系，实现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美好相一致。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在重视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同时，突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是十分可贵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许多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并没有随之提升，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理想信念缺失、道德观念淡化、价值标准失范、内心世界空虚等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共同富裕的内涵不相符，而且会给改革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是不够的，必须着力解决精神富有的问题，为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认真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加强理论武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作者简介：吕开武，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察网（www.cwzg.cn）摘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